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的可贸易性提高。发达国家在继制造业国际转移之后,又兴起了服务业的跨境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重视,并纷纷加入服务外包的竞争行列中。中国政府重视服务外包,且服务外包的有关内容已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随着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实施,中国商务部在全国范围内已认定了16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4个服务外包示范区,各基地城市地方政府也制定的许多支持政策。服务外包正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然而,当前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缺乏明确的、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战略目标,并且对于服务外包的理解不够全面,导致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过于集中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上,尤其是离岸软件外包,这就造成了各基地城市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和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导致市场的混乱,政府政策的失效等等问题,不利于中国服务外包以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的发展。本文提出从服务外包本身的内容和不同的类型出发,以贸易理论为依据分析服务外包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效应。目前,学术界主要是对服务外包,尤其是离岸服务外包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本文则更全面地分析了服务外包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双刃剑”的作用,提出了服务外包不等于离岸外包和软件外包,服务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并通过对印度服务外包的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来验证服务外包的“双重效应”。同时,本文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思路,对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后提出“服务外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有限的,且存在技术挤出效应,技术本身的效益也随着服务从发达国家到一般发达国家再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路径,逐渐递减”的观点。在对服务外包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作了分析和研究,从服务外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合意性”出发,提出了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目标以及目标驱动模式。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是,本文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开展对服务外包的研究,而不仅关注于离岸服务外包。分析了离岸外包和在岸外包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在岸外包具有“中和”离岸外包“负面效应”的作用,应该与离岸外包一同被重视和发展,中国应该以着实地发展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和中国国情的“服务外包”为战略目标,而不是以印度模式为典范,快速发展“离岸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