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资国企经过36年来不断的改革和探索,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低潮后,借助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腾飞的东风,中国国资国企逐步做大做强,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央、地方形成了相当规模数量的国资国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国资国企仍然面临着资产低效运行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国企改革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对于国企怎么改革,无论是政界商界学术界都有不同意见。在此背景下,深圳勇于自我突破,先行先试,深入借鉴西方、新加坡国资国企监管运营成功模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两层次”国资监管体制,实现监管运营体制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优化布局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产业集团质量效益,形成了领先全国的“深圳模式”,深圳国资国企的多项指标在全国37个省级国资委排名第一,在国企改革、企业质量、监管机制方面引领全国,深圳国资国企资产总量、利润收益率直追新加坡淡马锡,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本文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简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创新点等三个方面。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国外文献重点介绍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的理论,指出企业的股东的流动性对于公司治理有非常大的影响。还阐述了产权理论,该理论认为要明晰产权,做好国企的委托代理激励约束。国内文献方面主要介绍了吴敬琏、左大培对国企效率的一些观点,以及贾希为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委托机制方面的探讨,杨卫东和桁林对国企改革历程的观察与总结,刘军国等人对国企改革的国外经验借鉴方面的研究。第三章先介绍了当前中国国资国企发展历程、基本情况,指出当前中国国资国企还存在着发展方式不适应,缺乏多元化的股权机构；体制机制不适应,行政化色彩浓厚；管控能力不适应,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第四章首先介绍了深圳发展模式,包括了深圳国资国企基本情况、改革历程、改革成果三个方面。还着重比较了北欧发达国家芬兰、瑞典国资国企基本情况、监管框架,重点描述了“议会--政府--企业”三个层次的资产管理体制；之后介绍了新加坡政府最大的国有独资公司--淡马锡,从淡马锡基本情况、定位、治理、投资组合管理、人才战略和薪酬激励五个方面介绍了淡马锡模式；本章对中国国资国企监管模式与淡马锡模式进行了比较,从机构性质、目标任务、治理结构、风险防控机制、与政府、所属企业及公众关系、外部环境等六个方面对比了两种模式的差异。指出两者存着机构性质不同,淡马锡是企业,而国资委更多履行的是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其次两者目标任务不同,与淡马锡致力于提高投资回报率不同,中国国资国企除了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外,它还具有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功能：而且两者在治理结构、风险防控机制、与政府、所属企业及公众的关系、外部环境均不同,因此得出淡马锡发展模式并不适用于我国当前国资国企改革模式的结论,而符合我国国情、国资国企改革取得良好效果的“深圳模式”对我国的国资国企改革更具有现实意义。本章的最后详细阐述了深圳国资国企改革模式的特点,介绍了深圳参考淡马锡“积极股东”管理原则,通过落实产权主体多元化,对于直管企业,通过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全覆盖,发挥外部董事约束制衡机制；建立市场化投资决策与后评价机制,加大企业领导人员市场化选聘力度,明确企业分类标准,突出分类考核,赋予企业不同的发展定位；不断完善薪酬考核分配机制,推进长效激励工作；以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为方向,构建了混合型国资监管运营体制,即以深圳市国资委直接监管为主,资产管理公司为辅助,持续提高资产证券化水平。本章通过全面系统的介绍了深圳国资国企改革,指出深圳结合国情实际开创了“深圳模式”,已经初步具备了赶超淡马锡的现实条件,深圳国资国企改革经验对全国各地国资国企改革具有现实意义。第五章是中国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对策建议,结合前面的论述,提出从深化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打造国有资本运营与投资平台、优化布局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优化布局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5个方面深化改革,通过学习推广“深圳模式”,全面推进中国国资国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