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交通肇事案件逐年增多,其中涉及逃逸的几乎占一半以上,公共交通领域安全所受威胁也随之提高,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含义与性质都关系着行为人的罪与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0年施行后,有关“逃逸”行为的行政法与刑法的规范衔接不恰、“逃逸”的理解扑所迷离。如何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进行界定,细化对其认定标准的理解,为正确认定“逃逸”行为和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为何要加重处罚提供理论支撑,是我们处理“逃逸”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此才能理顺交通肇事相关犯罪的法律规范与司法解释当中的逻辑矛盾。本文分为三个部分论述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性质,共计43388字。第一部分明确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含义,先对“逃逸”定义的五种理论进行了评析,再从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认为“逃逸”是对作为义务的逃避,而非表现在物理行为上;作为义务有且只有因先前的肇事行为导致的对被害人的救助义务,因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就要超越行政处罚的程度,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规定的报警等待事故处理、保护现场和示警的义务不能是“逃逸”的作为义务。在交通肇事后不存在可救助的被害人的情况下,不存在救助义务,此时行为人逃离现场,不是刑法意义上的“逃逸”;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结果是“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逃离事故现场可能构成“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第二部分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律属性进行了解读。“逃逸”行为的法条规定不是进行法律拟制的立法活动,也不属于遗弃罪与交通肇事罪的结合犯,而是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应当将《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三种情形规定为量刑标准而不是定罪标准,也即取消构成交通肇事罪条件的限制性规定,并且删除第二条第二款,或者将第二条第二款改为五种特殊违章行为从重处罚的注意性规定。“逃逸”不应当作为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构成要件,而是加重构成情节,并以交通肇事罪的成立为前提,其主客观表现可以超越交通肇事罪基本犯。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来理解“逃逸”行为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第三部分探讨了与“逃逸”相关的“逃逸致死”和“指使逃逸”问题。“逃逸致死”与“逃逸”行为之间要具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且以交通肇事罪成立并存在行为人“逃逸”为前提,当因果关系中断时,不构成“逃逸致死”;“逃逸致死”是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只有在存在附加行为,且明显增加了被害人死亡的危险性时,才成立故意杀人罪。“指使逃逸”的行为不是必然的犯罪行为,要注意将不构成教唆犯罪、帮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剥离出来;当“指使逃逸”行为构成犯罪时,因其与我国的共犯理论不兼容,可以直接将其作为指使者的犯罪实行行为而不是“逃逸”行为的共犯看待,如此,“指使逃逸”可以窝藏、包庇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