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翻译的历史,不难发现,在传统的文化建构下,人们目光总是关注诸如翻译的标准、方法等问题。在判断翻译作品的优劣或译者翻译水平的高低时,人们也总是从“忠实”、“对等”的角度去考察,以原著为中心去衡量一切。中西方的传统译论皆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具有确定性和客观性,能够为译者所理解和认识,并且可以完全对等地临摹和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因此,执行翻译活动的译者自古便被看作了无关轻重的配角,例如仆人、媒婆、传声筒和翻译机器等等。传统上,人们认为,译者只有完全忠实于原作,对原作亦步亦趋,丢掉自己的个性,才能成功地完成翻译,译者直处在边缘化地位,其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重视。然而事实上,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译者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斡旋的过程,是一个译者进行选择和决策的过程。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科融入到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视角得到了开辟,研究范围也得到了拓展。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和“译者的主体性”开始得到重视和关注。中国学者也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代表人物有谢天振、许钧、查明建等人,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创造性叛逆”和“译者主体性”等问题。综观众多学者的观点,作者发现,尽管主体性的内涵和表现均得到了不同角度的剖析,但主体性的两点表现：忠实和叛逆,却往往被隔绝了开来。因此,本文试图在现代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之上,从辩证的角度对文学翻译中的翻译主体性、主体性的表现及主体性发挥的度进行分析,进而得出译者的主体性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忠实和叛逆作为译者主体性的表现,两者实质上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译者应把握好主体性发挥的度,合理运用主体性,成功的完成翻译任务。文学翻译不只是传达语言本身孤立的含义,而是要让读者感受到语言以外的东西,包括作者的写作风格、背景文化和美学信息等内容,这就给译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在解决难题的过程和决策中,译者作为有独特思维方式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不免在译者中渗透进个人特征,此外,语言能力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也会在翻译过程中无声地影响译者的翻译行为。因此,即使是再优秀的译者,也无法完全消除自身的主体性。译者的任务应该是把握好主体性发挥的度,适度的发挥主体性。众所周知,翻译是语言间的转化,更是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和碰撞。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译者就必须做出决策,选择忠实或者背叛,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这时译者的主体性也就得到了极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