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中间品贸易规模也空前扩大且在国际贸易中着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贸易核算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测度出一国(地区)制造业在增加值贸易中的真实贸易地位及贸易利得,导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规模与所处于的分工位置及利益出现严重扭曲,甚至出现“反比较优势”现象1,严重高估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贸易利得。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低迷,各国均在寻求其自身经济的结构转型与复苏,我国也在十九大提出了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目标以及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标。国际分工地位是决定一国某一行业的生产和出口对其国内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重要因素,体现了某一行业的贸易利得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越高代表着制造业越临近产品研发设计环节,具有更大的创新、创造和技术能力,距离制造强国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更近。因此,为准确地定位我国制造业真实的国际分工地位或贸易利得,并实现其国际分工地位的顺利提升,需要准确的测度我国制造业的真实国际分工地位,并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投入产出数据和社会经济账户数据作为本文的基础数据,首先,利用王直等(2017a,2017b)最新提出的WWYZ分解模型中的基于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所分解计算的国际分工地位测算指标(GVCps),对代表性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和我国的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测度,并将我国制造业总体和各技术层次国际分工地位数值与代表性发达国家及金砖国家进行对比,较为准确的描述了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现状;其次,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CAP/LAB(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比)、研发投入(R&D)、工业总产值(GO)、国外直接投资(FDI)、中间投入(II_QI)及资本存量(K)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而按照传统贸易核算方法所测度的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存在虚夸问题。我国制造业分工地位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不同技术水平上,中国制造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差异明显,尤其是中、低技术水平的制造行业与高技术水平制造行业之间的差异特别明显;第二,从基于王直等(2017a,2017b)构建的最新WWYZ分解模型中的基于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所分解计算的国际分工地位测算指标(GVCps)制造业总体实证结果来看:CAP/LAB(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CAP/LAB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造成的影响偏小;研发投入(R&D)、资本存量(K)及外国直接投资(FDI)均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呈正相关,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工业总产值(GO)与中间投入(II-QI)也与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呈正相关,表明增加行业规模形成产业集聚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纯收益继而留足研发资金促进国际分工地位提升,且中间投入也会促进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第三,从我国制造业各个技术层次实证结果来看:各技术层次指标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CAP/LAB(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比)指标在不同技术水平上对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些差异,其对中等技术水平制造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低、高技术水平次之;对于研发投入(R&D)指标,其对高技术水平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国外直接投资(FDI)指标,对高技术水平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与R&D指标对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作用类似,也是最为突出。因此,应着力加大对高技术水平制造行业的外资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