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两汉之际,可以视作一个时移世易、号令四嬗、风云际会的大动乱时期。两汉之际是一个神权时代,弥漫在天命与正统之争,谶纬与再受命思潮之下。两汉之际谶纬学说的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以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神秘主义思想为内核,杂糅了北方燕齐方士的阴阳五行思想、韩赵儒生的天人感应论思想、楚文化的巫鬼传统、巴蜀文化的神秘主义思想四条主要来源,使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两湖地区成为两汉谶纬最为盛行的地区,而且以王莽、刘秀为两汉谶纬神学的集大成者。西汉晚期成哀之际出现了众多的自然灾异现象,导致了以甘忠可、夏贺良为代表的再受命思潮逐渐兴起,并出现了许多末世信仰危机。在这样的思潮之下,邹衍、董仲舒先后建立起来的五德三统观逐渐走向颠覆,而刘向、刘歆父子改造出来的“尧后火德”学说大行其道。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异与信仰危机,眭弘、路温舒、谷永、鲍宣等士大夫挺身而出,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然而并不能挽救西汉王朝的统治危机。西汉灭亡之后,王莽的新朝试图以“阳九之厄,百六之会”理论来承汉之德、再受天命,自称为“舜后土德”,以图谶和符命自矜,并进行了托古改制和古史系统的大整理,这直接引发了甄丰、刘歆的谋反事件以及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反抗。新朝灭亡后,王郎、隗嚣、窦融、刘扬等政权都提出了自己的谶纬与正统思想,蜀王公孙述甚至还与刘秀展开了关于谶纬学说的大辩论。然而这些政权对谶纬的改造与重构最终都走向了失败。光武帝刘秀凭借《河图赤伏符》等图谶以及中兴二十八将等功臣稳定民心、统一天下,最终巩固了东汉王朝。光武帝在位晚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宣布图谶于天下、始正火德、封禅泰山、以薄太后配享高庙等手段,有效的实现了谶纬学说的官方化,重新建立了汉家尧后的正统之德,推动了光武中兴的实现。班彪的《王命论》就是东汉初期谶纬学说的肇端之作。然而,郑兴、桓谭、尹敏等人却对光武帝迷信谶纬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这闪烁着朴素的无神论火花。两汉之际谶纬和再受命思潮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其出现有多方面因素。这其中既有频繁的灾异与符命、士人从厌汉到思汉的政治抉择,也有统治者利用图谶作为工具、以及经学的神秘化与方士化儒生的推动。两汉之际谶纬、再受命参与到了政权更迭、储位继承、农民起义、军阀割据、自然灾异、天文历法、封禅仪式、宗教文化等诸方面内容,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王朝神话,成为历代统治者改朝换代的理论武器;深刻影响了从汉到唐的神权政治;促进了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交流与争鸣;激发了东汉以后学者对于谶纬学说的研究与批判;推动了天文历法的进步与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