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开始，国际上开始将科学研究活动区分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两个领域。中国科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引入这两个概念。由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科学界内部，科学界与政府、社会之间就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产生了长期的分歧和争论。与此同时，学界对于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本文试图梳理抗战前后科学界对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概念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及其演变，考察影响认识转变的外部因素，从一个方面揭示科学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分三个时段进行考察。　　第一部分重点考察“九一八”事变之后科学界内部关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孰先孰后的争论。梳理了这两个概念的产生和传入过程以及中国学者对其的理解和吸收;分析中国科学化运动的“科学化”主张的实质，指出其主张引发了科学界的激烈争论;分述争论各方观点，讨论其认识根源及主要分歧;考察科学界对于1936年中研院评议会通过的“科学研究应特别注重国家及社会急需问题案”的回应，指出学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最后分析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揭示争论产生的思想与社会根源。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抗战时期科学界对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概念及二者关系的认识。简述抗战爆发后科研机构研究方针的调整情况以及科学界的态度;梳理了国民政府的战时政策;考察政府战时政策影响下纯粹科学的状况;讨论这一时期科学界对于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认识及变化。考察科学团体和中研院评议会就发展纯粹科学对政府的建议，分析建议取得的效果;分析这一时期部分学者对于纯粹科学与国家需要之间关系处理的思考。　　第三部分首先讨论战后科学界对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认识上的变化;考察战后科学计划热潮中，关于如何处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关系的各种观点;分析《发展应用科学十年计划》制定的背景、论证过程、内容，揭示出其与布什报告之间的联系;介绍这一时期进步的科学工作者对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