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被视为儒学中的一门必修课，而《礼记》则是研究礼学的重要资料。《礼记》包含四十九篇，各篇撰写年代不相同，人们对各篇的成篇看法不一。《礼记·明堂位》位列《礼记》第十四篇，刘向作《别录》，将《月令》篇与该篇归于“明堂月令”中。此篇主要讲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以及周公有功被封于曲阜并配享天子之礼，鲁国由此享有天子礼乐。《明堂位》的成篇历来争议颇大，其中涉及的明堂制度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①因此《礼记·明堂位》的内涵和外延很需要细致厘清。《礼记·明堂位》的成篇问题，众说纷纭。历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大部分人偏重从本篇章的字词句中勘察，或单独考虑本篇的成篇背景和来源，因此不能全面的把握本篇的成篇。本文首先从《礼记》的成书进行整体把握，然后与《明堂解》和《祭统》有文本重合之处，进行逐段文献比对。本文认为本篇成书于战国末年，可能由鲁儒所为。《明堂位》展现了鲁国礼乐盛况，区区诸侯国享有天子礼乐，本文认为鲁国礼乐非鲁儒有意炫耀、抬高鲁国，这与当时鲁国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息息相关。孔子有“吾舍鲁何适矣”的感慨，他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一生崇“周道”。而鲁国与周特殊的关系，使得鲁国最接近“周道”，遂孔子据鲁作《春秋》。后世对孔子作《春秋》一事，多有评论，认为《春秋》有以鲁国为王之嫌，遂有《春秋》王鲁说、《春秋》素王说等，不管哪种说法，从鲁国当时的客观国情出发，《春秋》王鲁说并非以鲁为王，就如杨朝明先生所认为仅是借鲁国以明义，借鲁国的史事来表现周的王道之义。鲁国在当时政治地位显赫，被称为王室“懿亲”；在文化上，承袭宗周，使得鲁国文化居于周代礼乐文化的正统地位，并成为周没落后礼乐文化的代言人。在众多诸侯国中，鲁有王官、四代之学，堪称“班长”。因此这些都为崇仰周代的孔子据鲁成《春秋》提供了客观条件。《明堂位》中涉及的“明堂”，自古以来说法不同。据文献记载，明堂这一建筑可追溯到神农和黄帝时。关于明堂的形制，文献中记载说法不一，随着近年来考古的发展，结合文献记载，明堂的形制有了初步的轮廓。在汉代，儒生为迎合统治者的心理，依据文献古籍，对明堂给以不同的诠释，使得汉明堂成为君权和宇宙的象征，更为明堂披上了天人感应的外衣，这已经与《礼记·明堂位》中的“朝诸侯的明堂”有了本质的差别。若要真正的了解明堂制，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必须回到周代。西周时，“明堂”有了确定的称谓，是明堂的发展时期。周代倡导德政，以宗法制为基本，明堂是让统治者懂得治世的道理施政布政的主要场所。周公制礼作乐的目的是用礼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政治关系，周代的明堂是重要的礼制的场所，理所当然有“明尊卑”、“教诸侯之孝”的功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明堂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政治机制，影响了历朝历代。王莽、武则天属于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二人均利用明堂这种礼制逐渐掌控政权、谋取帝王之位。王莽从把持政权到登基大位，“明堂”都是作为他的政治工具。通过祭拜明堂、明堂封诸侯、献乐于明堂等事情，逐渐走向了自己政治的最高峰；明堂也象征了王莽复古的决心，修明堂辟雍招揽有学之士，行大射礼于明堂效法周公。而明堂作为武则天的政治手段，伴随着她的五十多年的政治历程。武则天作为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是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她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国力强盛、华夷共主。在政治博弈中，她大胆创新地首建了唐代第一座明堂，树立了政治权威，让世人为这个身为女儿身的皇后刮目相看。此外，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作为古代国家的统治要素，是不可忽视的。“礼”是儒学的核心部分，维系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如《明堂位》所载，自周公“制礼作乐”，西周天子对臣民的统治靠的就是礼乐。礼，可划分为礼义、礼仪、礼制。明堂属于礼制建筑，是为宣传礼服务的。西周明堂作为重要的礼仪场所，例如朝诸侯、祭祀、庆赏等，担负着“礼”的推广。“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教导百姓、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方法，可见礼在古代是多么重要。统治者利用“礼”作为强化统治和安民守业的手段，为了宣扬礼制，兴建了大规模的礼制性建筑，明堂作为象征天子天赋神权的重要政治建筑，被列为首位。明堂是儒家“礼”的象征，属于儒家礼制建筑。一方面，统治者利用明堂这种礼制，强化了社会的统治，保证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儒学通过推行适合社会的礼制建筑，使得儒学深入人心，得到统治者的青睐，逐渐政治化，成为官方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