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政”是明代黔中王学思想展开的三个重要论域。黔中王学形成、发展、式微于其中的语境具有双重性:一为时代共性语境。黔中王学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中晚明朱氏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时局的颓废与学风、民风、吏风的流弊日甚一日。一为地域个性语境。明代中期的贵州建省不久,正处于国家化和内地化的转型期,士人以大一统为价值诉求积极建构边地知识体系和社会秩序,形成了以阳明学为内核的黔中儒学思想世界。两种语境交融互动形成的“典型环境”赋予黔中王学思想以时代共性和地域个性,成就了黔中王学这一“典型学派”,同时也为其思想在“心”、“学”、“政”论域的展开铺设了客观环境和思想背景。黔中王学思想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一方面与时代、地域的政治、文化相呼应,另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心学的立场和思想体系,从而呈现出双重结构:首先是显性结构,即时代语境、地域语境与个体学行相结合,依历时顺序呈地域分布的动态思想传承。其在整体上表现为黔中五大王学重镇的形成、发展和学派、个体思想的传承与理论的具体展开,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本体的转向。阳明龙场悟道由反对外在理本体的桎梏而确立了具有本体-主体地位的内在心本体,突出了普遍性与个体性原则的合一;而以李渭、孙应鳌、邹元标为代表的黔中王门后学在对治个体情志肆虐的过程中又回归对普遍性之仁的强调。前者为异质的转向,后者仍是立足心体的向度转变。二、功夫的转变。功夫的转变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功夫内在维度的转变,阳明龙场悟道由反对明初理学知行不一而提出知行合一,而黔中王学在后期对治销行于知的玄虚学风中突出强调“行”的重要性,如蒋信的实践论、李渭的先行说、孙应鳌的治理思想、邹元标的实行思想皆是如此。前者是前后异质的转变,后者是知行合一维度内的调整;第二,功夫向度的转变,以阳明、蒋信、李渭、孙应鳌为代表的前期黔中王学以内向性的修养功夫为主,强调实有诸己,而后期的邹元标强调内悟外修互证的实有实用的功夫。三、学之形态的变化。早期黔中王学由反对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僵化朱学而建立了主体昂立的心学,而在黔中王学后期的救世思潮中又走向了心学视阈内的某种程度的朱学倾向,这突出表现在邹元标的思想中。四、道与势的内在互动与紧张贯彻于黔中王学思想始终,并突出体现在以讲学治世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治理、政治治理思想中。如以阳明为代表的前期黔中王学是以道治世,但不反对借势治世,道在客观上符合了势的要求,而黔中王学诸儒在后期社会危机日甚的情况下,积极以道治世,借势治世,主动追求道势合一。这一具体实践过程表现为由阳明的觉民行道经由蒋信、李渭、孙应鳌的以心治世到邹元标的格君救世。其次为隐性结构,即黔中王学诸儒思想在求同存异原则下建构起来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学派思想体系,此为共时的整体静态呈现。其在整体上表现为以心为本体和理论内核,以知行合一为致思维度,以本体论、功夫论、实践论为载体和目标的理论展开,具体呈现出三个向度:一、“心学合一”,内容包括本体(生成)论、功夫论、修养论的合一,其以本体和功夫的合一为总体特征;二、“心政合一”,体现于由心体范导的治世实践中,包括格心觉民、格心治世、格心救世等,其以“仁政”为总体特征;三,“学政合一”,即社会讲学与治世的合一,其以“德化”为总体特征。这三个向度具有逻辑的相互独立性,但在具体实践形态中是相互交融的。黔中王学思想的显性结构侧重个性的呈现,隐性结构侧重共性的抽象,二者的圆融互动使“心”、“学”、“政”三个论域密切联系,呈现出“心学”、“心政”、“学政”的理论形态和“修身”、“为学”、“为政”等实践形态,并表现出“心统学政”的理论特质和“重行致用”的实践特质。黔中王学思想最终导向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经典命题。总之,黔中王学思想的内容、特质和价值呈现于具体的时代和地域语境中,体现出其作为地域断代思想史的地位和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