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遗产状态逐渐呈现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通过大数据检索分析,可以得出继承遗产纠纷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涉案数额惊人,耗费时间较长。但从案由分析得出遗产纠纷耗时耗力、占用司法资源的原因是现行《继承法》中对遗产处理的规定过于简单,仅有遗嘱执行和遗产保管的内容,这两种简单的遗产处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现实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如遗嘱执行的依据是有遗嘱的存在,而我国立遗嘱的习惯并不是司空见惯;遗产保管也只是简单的保存,甚至更容易侵占遗产。当现有的法律制度开始出现局限性,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减少遗产案件的纠纷,增设遗产管理人制度成为发展的必然。在英、美、德、日等国该制度已经历史悠久且发展十分成熟,但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却是空白。因此,在民法典继承编修订之际,借鉴域内外制度设计体例,结合我国法律制度体系,设计出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本文开篇通过侯耀文案与龚如心案的对比分析有遗产管理人制度与没有遗产管理人制度下的法律路径救济方式的不同,引出文章讨论对象。然后阐述构建新的制度不仅需要符合法理要求,还要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本文一方面通过分析现有继承体制下遗产处理方式的局限性来论证在我国构建该制度已经具备的内在制度土壤;一方面从社会角度及价值角度来论证构建该制度符合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从法律移植的角度分析构建该制度已经具备外在制度的支撑。在确定遗产管理人法律地位上,本文没有采用某种特定的地位,而是在分析各种学说优劣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条件下遗产管理人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尽管采用的学说不同,但其法定职责并不因此而模糊。因此,在构建我国遗产管理人制度时,借鉴域内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设计,重点分析我国遗产管理人的三种产生方式、主要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另外,增设新的制度如何跟现有制度之间衔接,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