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运用“社会个体化”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扎根城市的状况。社会个体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和深化推进,社会中的个体日益从传统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即发生“脱嵌”,并反过来使社会结构发生转变。本文尝试从社会个体化的理论视角透视上海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问题,并在与社会个体化理论的对话过程中,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社会个体化理论认为中国社会个体的崛起,使年轻城市移民在生命轨迹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自我考虑空间,而这看似自由的选择背后又有着市场和政府合力建构的结构引导和制约存在,据此,本文想进一步探讨个体崛起所获得的自由空间对于年轻技术移民融入城市社会是否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其次,高社会流动性是社会个体化现象发生的重要背景,而个体化理论认为参与了流动的年轻个体会反过来重塑他们与社会群体和制度的关系,促进社会制度的改变。那么,这种关系的重塑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年轻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入呢?最后,由于我国和西欧社会的历史文化差别,中国社会中崛起的个体往往都成为了“无公德的自我”,这又是否会在哪些层面影响年轻技术民的社会融入策略,以及其扎根城市的态度?通过对上海年轻技术移民群体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个体的崛起确实使得年轻城市移民在生命轨迹选择上增加了自主性,但由于存在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引导,个体在看似无限宽广的选择域里实际可选择道路仍然有限,故因自我选择空间增加而对社会融入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第二,高流动性带来的年轻个体的崛起使得他们拥有了多重社会网络,随着其生命轨迹的变迁,其社会支持网络出现了流动性和多重性,这是年轻技术移民社会融入的途径和适应的结果,有利于年轻个体进入陌生社会场景初期的社会融入;第三,我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崛起的个体成为“无公德的自我”,一方面在社会融入策略上更倾向于选择以“自我小生境”来消解城市融入的压力,另一方面,新移民们大多对于改变城市宏观制度结构感到无力,致使其更关注个人生存空间而形成一种“自我负责”的意识,从而呈现出一种试图跨越解放政治而直接追寻生活政治的急进型现代化的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推动和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入宏观环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