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材料有限，包恢诗论涵盖的内容却极为全面。包恢广泛吸收了唐宋以来的意境理论，于意境的超越性与张力两大特征之外，补充强调了意境的整体性，并生动概括出意境的两种表现形态。入宋以后，中国诗学的关注重心渐渐由意境的特征转向意境的营造，与意境本体论相应的诗歌创作论与诗人修养论得以发展。包恢继承了前人“有感而发”的创作发生论，并补充了“代天立言”式的创作缘起。在两种创作缘起的论述过程中，表现了对诗歌形式之美与情感之真的双重关注。此外，他突破传统的“养气论”，从“理”、“志”、“真”、“自作主宰”四个方面全方位讨论了诗人的修养问题，为诗人提高人生境界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包恢诗论以其全面性和深刻性为中国诗论做出了一定贡献。他的诗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理学思想背景，其中，创作论部也明显流露出道家思想的痕迹。因此，包恢诗论为中国诗论做出的贡献间接反映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对中国诗论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包恢诗论与严羽、元好问诗论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其相似一方面流露出理学的共同影响，一方面展示了当时的诗学发展趋势，即：在意境的营造问题上，宋代诗论的关注重心由如何实现诗之工巧转向如何使诗由工入妙。总的来说，包恢诗论对于反思理学思想对中国文论的意义，确立本土文化在意境论诞生中的地位以及理解宋代诗学的发展趋势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