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一直存在,然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出现,翻译不再被简单视为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各种社会,历史,文化作用的结果。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翻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对美国作家斯陀夫人所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包括晚清,文化大革命之前,二十世纪末)的译本进行分析和研究,旨在回答翻译中的改写是不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否会改变?本文主要采用了对比研究的方法,首先三个文本分别与原作对比,找出不同之处,并归纳分析,试图解释其原因。然后再从历时角度分析了三个译本的改写的侧重点。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发现在三位译者(林纾,黄继忠,王家湘)的翻译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改写”的痕迹,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这种作用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而改变。林译本中“改写”的部分最多,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改写,目的是为了让步中国士大夫阶层接受西方观念,因而他主要侧重于用中国传统的儒教,佛教,道教思想替代西方基督教思想。而对于黄继忠和王家湘,他们译本中的“改写”更多是无意识的:黄继忠深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改写的侧重点在于使用大量的成语和习语。王家湘改写的最少,主要体现在句法上。其译本也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同时三个译本的历时分析也体现出中西文化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不同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