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企业寻租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很多，但大多集中于探讨寻租活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者认为寻租活动影响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政治关联、税收优惠、研发创新活动、IPO过会率甚至进出口等，这些论文通常没有直接对寻租与经营绩效的关联性做实证分析，而且在理论上也没有能够为寻租活动提供合理的解释。本文旨在对上市公司寻租活动与其经营绩效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机制的基本特点和经济学理论分析来探寻企业的寻租动机及寻租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租金（rent）就是经济学上的“经济租金”，是某种要素在使用过程中获得的超过其机会成本的那部分收益。寻租（rents-seeking）则是寻找经济租金，是要素所有者为其所持有的某种要素寻找最能产生经济租金途径的活动。最早提出寻租思想的是经济学家塔洛克（1967），克鲁格（1974）则正式提出“寻租”这一概念，以后不同流派均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发展了寻租理论。我国寻租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多集中于探讨腐败与经济增长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学界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寻租现象对经济发展的负向作用；90年代在充分引进吸收西方寻租理论研究成果前沿的基础上，寻租理论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目前寻租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财务、医疗、教育等领域。　　对寻租的度量有多个指标，常见的有超额管理费用、超额管理费用率、比值、职务犯罪率、身份关联等。对于企业来说，常见的用于度量经营绩效的指标有两类：一是财务指标，如ROA、ROE等，二是证券市场指标，如股票市值和托宾Q。目前关于企业寻租活动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实证结果也各自支持“润滑剂理论”或“沙子理论”，虽然也有研究认为二者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即企业寻租存在餍足点。　　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致力于为企业寻租活动提供一个微观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寻租活动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效率很低，改革开放后采用不同于东欧休克疗法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方式，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尽管我国致力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做法仍大量存在。目前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市场化是改革趋势；（2）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尚不健全；（3）官本位思想仍然深入人心；（4）市场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各级政府官员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也产生了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和粗放式增长的问题，本文认为现阶段官员行为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合谋分租普遍存在、层级分租心照不宣、对粗放式发展不负责任等三个方面，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是一种价格机制，是一个“市场合约”，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体。在西方发达国家，产权界定清晰、资产保护有力、各项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无论是要素市场还是产品市场发展都比较成熟，价格是市场供求的充分反映，企业根据市场价格来安排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利润，凭借自身努力就能够健康发展。但在中国，除了要素产权、市场规则和价格机制外，还存在潜产权、潜规则和租金机制，这是由我国公有制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共同造成的。政府官员既拥有对各种公共资源的处置权（广义上来说这种公共资源还包括政府补贴、贷款便利、税收优惠等政策），也有对商人交易麻烦的豁免权，商人在经营发展过程中想要获取稀缺资源或避开不必要的经营障碍，就要采用各种隐晦的方式向官员寻租。所以有的学者把政府官员的权力看作潜产权，因为它和其他要素产权一样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却不能在要素市场上交换流通。与此对应各种隐秘的寻租方式就是潜规则，企业寻租获得发展的机制就是租金机制。　　自从租金机制产生以来，企业的性质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机制，而是价格机制与租金机制的“混合体”。任何一家参与市场活动的企业，都要受到市场价格和寻租活动的制约。对于寻租企业来说，寻租活动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使企业不必为眼前的阻碍花费过高的成本，稀缺要素的获取、政府政策的支持、垄断地位的保证都能使企业在短时期内就获得高额利润，但寻租活动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少弊端，具体表现为：本应该用于自身生存扩张的资金被用于寻租，挤占了发展资金使得企业后劲不足；寻租活动使一些企业背上社会包袱，如雇佣不必要的员工以增加以就业人数、增加对某个行业的投资、参与社会捐赠等；寻租活动使得企业容易受到官员升迁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寻租活动形成了商场不良风气，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所以从长远来看寻租活动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显然是不利的，这是本文的主要观点，也是实证部分的立论基础。　　在实证部分，本文用托宾Q（tbq）来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用超额管理费用率（ceglfyl）来衡量企业的寻租水平，再加上其他可能影响托宾Q的控制变量，构建了回归模型。回归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中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11-2015的财务报表，既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会计报表中直接披露的数据，也包括从报表数据中通过简单的加减乘除计算而得的一些财务指标。通过整理数据，删掉一些数据不全和存在异常值的公司样本后，最后参与回归分析的有1，613家上市公司，5年的面板数据共计8，065个观测值。　　按照惯例，我们要先做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本文建立的模型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虽然被解释变量托宾 Q与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基本与预期一致，但较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仍让人怀疑回归结果的显著性，这需要回归结果来验证。　　回归分析部分，先对样本进行总体回归，发现企业的寻租活动会对经营业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营业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和职工高管持股比率则对托宾 Q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上市年数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分析结果与前述相关性分析的结论吻合。至于综合税率，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企业经营绩效对税率的变动并不敏感。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接下来以滞后一期的超额管理费用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做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基本支持总体回归结论。　　接下来按照所有制、公司注册地市场化程度和产业三种分类方式把总体样本分别拆分为不同的子样本，分别对这些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以揭示掩盖在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下的不同性质企业的差异性。回归结果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基本与总体回归结果相符，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寻租活动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是不显著的；无论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是否成熟，寻租活动均显著地降低了公司的经营绩效；与农业和工业显著的下降相比，服务业部门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并没有因为寻租活动而显著下降。子样本回归同样考虑到了内生性问题，两阶段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也在文中列出以与 OLS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同样支持基本结论。最后采用2011、2013、2015三年的截面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实证分析结果。　　从回归分析中，本文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1）上市公司的寻租活动会显著地降低其经营绩效；（2）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更多地影响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也许还是非市场化因素；（3）尽管无论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市场化程度成熟与否寻租活动都会对其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副作用，但市场化欠成熟地区企业的经营绩效还受到一些非市场化因素的干扰；（4）针对不同的解释变量，不同产业的回归结果均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5）寻租活动对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在长期内都是存在的。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