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化日益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城市群不仅引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而且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整个国家经济总量的70-80%,而我国十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只约占到全国的一半。因此,发展城市群对引领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培育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力量、提升国家竞争力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极为迫切。针对目前国内不少以地方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推动城市群建设的现象,本文认为研究从城镇密集区向城市群演进的内在机理与规律,对促进我国城市群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现意义。论文在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群的概念、特征、形成条件等问题,提出了研究中国城市群演进的三维理论视角,并依次研究了中国城市群演进的空间模式、动力机制和路径,总结了二战后国内外城市群演进的经验,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在赞同姚士谋等(2006)最为全面的定义基础上,从更为注重城市群体效应的角度,将城市群界定为“在一定的城镇密集区内,具有紧密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空间等内在联系,呈现出整体发展的关联性、协同化和一体化特征的城市集群”。进一步指出,内在联系和集群性是城市群的本质特征。从国内外城市群发展历程比较、城市群处于动态发展变化过程、内容与形式相统一3个角度逐一分析相似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一,与城市群相近的概念存在区别和联系,但联系多于区别,可以通过综合城市群空间形态、功能范围以及动态变化三个方面将众多概念统一在城市群特征的不同层面。第二,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是否为单中心或多中心,即城镇体系、城市群及其更高级别的城市空间形态必然是多中心的,而都市区、都市圈、城市圈和城市经济圈等从中心与腹地关系来看都表现为单中心。此外,对城市群的特征、形成条件和范围界定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论文通过总结空间经济学对研究内容的启示与不足,提出研究中国城市群演进的三个理论视角：集聚与扩散交替复合作用；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共同作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协同作用。其中,“集聚与扩散交替复合作用”是中国城市群演进的总体机制,影响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各种因素最终都通过集聚与扩散作用得以反映；而“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共同作用”是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基础机制,相关因素首先通过市场与政府调控发生作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协同作用”是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另一总体机制,它为中国城市群演进提供各个层面的基础和条件。论文以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角度,从总体和局部分别研究了中国城市群演进的空间模式,并反思这一空间模式得出相应结论。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中心-外围”的总体特征；既而按演进顺序具体分析了城市内部空间、城市外部空间、城市群体空间的形态和扩展模式,认为城市群空间形态为等级化、网络化的多中心,扩展模式以网络扩展为主,同时仍有轴向扩展的交替作用。得出中国城市群空间模式的五点反思：第一,中国城市群演进大多还处于具有分散的多中心空间形态、以轴向扩展为主的空间扩展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是一个渐进过程。第二,中国城市群空间外延式增长的弊端在显现。第三,应为中国城市群空间的轴向扩张创造条件,其中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是重要途径。第四,中国国城市群空间演进仍以集聚力量为主导。第五,中国城市群空间拓展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论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提出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动力机制,其中,企业空间行为、居民空间行为是微观动力机制；产业集聚与扩散、区域基础网络设施建设、农村城镇化以及文化知识驱动是中观动力机制；政府宏观调控是宏观动力机制。论文提出了中国城市群演进的“四个转变”路径。根据中国城市群演进的三维理论视角,结合中国城市群演进的空间模式,充分考虑各种动力机制作用的发挥,认为中国城市群由于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演进路径表现为“四个转变”,即从“行政驱动”转向“市场主导、行政引导”；从“注重个体城市发展”转向“整体一体化发展”；从空间“粗放蔓延低效”扩展转向空间“合理紧凑高效”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四位一体’协同发展”,并分别对四种路径的具体实现方式做了细致分析。论文在介绍中外城市群发展概况及演进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以欧洲、北美、日本和我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次介绍了它们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做法,并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群发展的7条经验：科学规划是城市群发展的首要保障、建立协调治理机制对城市群良性发展至关重要、高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城市群发展的基础保障、一体化是城市群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协调是城市群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民间力量是城市群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适度的行政区划调整是推进城市群发展的临时之举。论文在分析中国城市群发展成效和不足之后,研究了未来促进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群集聚效应明显、功能定位日益清晰、体系初步形成、布局开始均衡和极核功能有所提升；但也存在城市群之间发展差异明显、极核功能仍总体不强、资源环境消耗较大、“大城市病”倾向加深、行政化力量作用较深、区域协调机制还不健全等弊端。而这与我们在城市群发展中理念存在偏颇、基础工作薄弱、制度保障不健全以及区域治理缺失等因素造成的。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城市群发展,应在科学编制城市群规划、规范概念和统计标准数据、发挥公共财政的保障作用、健全协调治理机制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