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被称为全球威胁的放大器。当前以减缓和适应为主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是环境领域国际谈判的焦点，也是21世纪初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然而，竞争与合作并存是国际社会的现实，在威胁全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也不例外。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它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以环境问题为载体和表现形式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由于国际合作很难说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因此，本文无意于说明国际气候合作到底能否实现的问题，而更侧重于说明哪些因素影响合作进程及如何发挥作用。论文把气候问题置于制度框架中进行分析，主要从市场、权力与规则等不同层面，分析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合作与竞争，并从低碳经济转型与国际规则的角度探讨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可能的战略选择。　　 首先，应对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遵循加总方式才能获得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一个需要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理论上，集体行动的最高准则是要求一致同意，然而现实中可能不得不更多采用该规则的变化形式。集体行动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告诉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从选择性激励、大国作用与制度建设等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　　 其次，论文从选择性激励角度分析了碳交易制度。作为一种环境规制机制，碳排放交易并不会改变各国自我利益至上的决策原则，它对国际气候合作的贡献也并不在于强制执行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而在于碳交易机制改变了各国决策的外部环境，它有助于在政府间促进协议的达成并分散执行协议，使各国在公平困境的局限中找到一个可能实现的折衷方案，从而可能在利益和效率引导下促进更多国家的参与。　　 然后，论文分析了国际问题中不容回避的权力因素。尽管霸权国家也难以单独提供气候变化全球公共产品，但发达国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上的技术优势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集中在少数国家的现实，使大国在这一问题领域所具有的权力和决定性影响不容忽视，而且也只有大国切实采取行动才可能对全球气候变化真正起到减缓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权力既可能是阻碍因素，也可能是积极因素，大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相对重要性，说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中参与者一致同意的质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要重于一致同意的数量。　　 最后，论文从低碳经济转型和国际规则的角度着重探讨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可能的选择。指出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也是规制未来世界格局的新规则，未来的国际气候制度必将以更灵活的减排承诺和一揽子合作协议等形式出现。对中国来说，在国际气候合作上尽管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是却有清晰的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路线图，因此，中国既要通过议题扩展等形式采取有条件的国际合作，更要在国内加快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