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2年,元末之际,战火不断,群雄并起。在随州地区兴起并形成武装割据的明玉珍,被徐寿辉看中,并派人主动联络,拉拢他加入,委以重任领兵守沔阳。在此过程中,明玉珍逐渐成长为起义军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农民领袖。随后,在徐寿辉的领导下,明玉珍一路向西,进入四川,在四川人民的支持下,狠狠打击了元朝在地区内的统治势力,肃清了四川的元朝统治力量,使农民政权地区内站稳了脚跟。随着起义的推进,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开始凸显。起义领袖徐寿辉、倪文俊、陈友谅三人矛盾深化、互相猜忌,以至于互相攻杀,最终,只剩下陈友谅一人独揽大权,并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称帝。明玉珍在四川,对陈友谅的一切行为看在眼里,随即决定仍尊徐寿辉为领袖,与陈友谅决裂,待韬光养晦后对其进行讨伐。明玉珍入川后,实行的一系列与民休息的主张和行动收到了广大军民的支持和拥护,建立了十分牢固的基础。在他意欲领兵出川时,一方面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极力挽留,一方面有部下刘祯、戴寿等人极力规劝其在四川称帝。起初明玉珍并不应允,但在众人反复劝说之下,明玉珍最终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在重庆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改元天统。元朝最终灭亡,根源在于其政权内部深刻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方面,元统治阶级与汉族地主狼狈为奸,联合起来,大肆侵占兼并土地,剥削人民,在繁重的苛捐杂税之上,各级官员还借税收之名强征税费,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不断激化民族矛盾。分国民为四等,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不同等级的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地位上差距巨大。双重压迫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奋起反抗。大夏政权建立后,如何正确有序地建设和治理这个新生的国家成为摆在明玉珍面前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从明玉珍入川到大夏政权建立,明玉珍自始至终以前朝为鉴,致力于避免触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自入川之初起,明玉珍带兵军纪严明,禁止士兵行抢劫掠夺之事,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才得以安居四川一带。建立政权后,明玉珍从政权建设开始,确立了与民休息的策略,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制度和政策,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宏观上为大夏政权的建设指明了道路,也为积极缓和元朝时期积累的深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指明了高效的处理方法。建立于元末农民战争基础之上的大夏政权,结合其所处的今湘、鄂、渝、黔交界处武陵山区这一重要地理位置。使得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权的民族治理思想和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代表性和特点。政权建立后,首先,明玉珍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在全国范围内贯彻与民休息的指导思想,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的恢复和建设,各族人民共享了恢复和建设的成果,政策和制度自上而下的统一性,使民族关系随阶级矛盾的妥善解决而变得十分和谐,其实施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明玉珍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其次,就民族治理这一具体问题而言,明玉珍选择承袭由汉代羁縻府州制度发展而来的元朝土司制度。宏观上,元朝深刻的民族矛盾源于不同民族和人种的等级不平等,但土司制度的出现却不失为民族治理特别是边疆民族治理的实用方案。具体而言,在大夏国边疆民族地区,即主要为今天的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山区,明夏政权贯彻落实元朝土司制度。以“闭关休息”的指导思想为方向,在大夏国广大的边疆地区,根据各地少数民族土司的态度和立场,权衡利弊,对土司选择进行积极拉拢或消极放任之举。这样一来,一方面巩固了边疆,稳定了民族关系,一方面为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争取了时间和资源,妥善解决了内忧外患。在整个过程中,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权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将“闭关休息”的思想内涵由治国理政指导思想贯彻到民族治理指导思想,再到最终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治理行为,其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延续性保证了明夏政权在解决民族治理问题中取得成功。本文拟分五个章节对明玉珍大夏政权的民族治理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论述。第一章简述本文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第二章还原明玉珍及其大夏政权概况;第三、四章,分别从民族思想、民族治理行为两个角度,从思想、政策、行为多个层次,从湘、鄂、渝、黔四个区域,详述明夏政权的民族治理问题;第五章,将文章所论述问题置于历史进程中,纵观其影响和对后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