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是对16世纪朝鲜朝具有代表性的性理学者高峰奇大升(1527-1572)的汉诗研究。高峰虽然仅仅度过了46年的短暂的一生,但是其学术影响是极大的。而且作为朝鲜朝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其在朝鲜哲学史、朝鲜古典文学史上都居于重要地位。高峰一生作有766首汉诗及各种散文。但是因为高峰在韩国思想史上留下显著的功绩,所以对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哲学方面,很少涉及文学领域。本论文全面考察高峰的文学创作背景、性理哲学观及文学观,并深入分析其汉诗创作,从中归纳、整理出高峰的文学特点及审美意识,客观地评价高峰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峰的文学创作背景分为16世纪朝鲜朝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湖南诗坛的形成、高峰的生平及其交友关系等三个部分进行论述。高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残留着四大士祸的余毒、朋党政治渐渐露出端倪的时代,这种混乱的社会政治状况对高峰的一生具有很大影响。四大士祸给湖南士林以重大的冲击,许多人才决心归田隐居。他们回到故乡,追慕先賢,广泛交遊,私设书院,抱着东山再起的希望,致力于后人的培养。接连不断的士祸使湖南士林进入中央政界的梦想大大受挫,而这却成就了湖南士林在量和质上得到进一步扩大提高的重要契机。高峰作为湖南士林的一员,传承了其重要的文学倾向。高峰的一生可称为真正的儒子“知行一致”的一生,以32岁登科为界,高峰的生平可分为修学期和出仕期。在修学期,在其父勿斋公为首的金缉、郑骘、宋纯等学者的帮助下,扎实地打下了儒学教养及学问的基础,诗文创作也得到了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在出仕期,他经历着坎坷不平的仕宦之路,展开治世经纶,同时专心于学问研究及文学创作。人的一生相遇很多人,人们可以在那些相遇中互相切磋、互相交流,高峰也是如此。其中有指点他学问的尊师、宦路上的知己,还有众多湖南的学者和诗人,甚至还有山僧。高峰和他们的交流,给他的性理学研究及文学创作带来了一定影响。考察高峰的文学观,首先要从“理气论”和“四端七情论”两个方面着手,了解高峰的性理哲学观,然后通过对高峰诗文的分析,归纳出他的文学观,即“文以载道论”和“因物起兴论”。高峰在性理学上主张“理气—元论”和“七包四(七情包含四端)”的“四端七情论”。高峰对“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加以区别,认为“本然之性”应包括在“气质之性”中。高峰从现实主义观点来理解人的本质,认为“四端”和“七情”作为人的本质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只用一个“七情”来说明人的本质。他认为人的各种欲望属于天理,也是人的本质。高峰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始终坚持“以道为本”的载道主义文学观,但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如朱子《武夷櫂歌》普遍被认为是说理诗,而高峰却把它看作是“因物起兴”的抒情诗,由此可知他更倾向于重视情感的纯艺术,说明他的文学观是超越了士大夫观念主义视角的独特的文学观。他认为《武夷櫂歌》表现的是,朱子对武夷山的景物受到感应而起的“兴”,而这“兴”就是“情”。根据他“七包四”的“四端七情论”,高峰所追求的“情”就是适度的“七情”,即“七情”之善。他认为表现“七情”之善的诗,就是吟咏性情的诗。对于他来说,人的各种欲望只要是适度的,就是善的情,创作时不该刻意地去抑制它。他认为表露真实情感的、适度的“七情”的诗,才是真正感动人、教化人的诗。高峰汉诗的主题可分为儒家实践及教化、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及山水田园的兴趣,怀人回顾的抒情等三种。首先,高峰不仅吟咏儒家的道德规范,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所悟出的贯通自然、人间、社会的至理也付之于诗。其次,高峰逼真地刻画出美丽和谐的自然世界,并表露出从中感受到的兴趣。在一些田园诗里,他吟咏了田园生活悠悠自居的乐趣,并把生活在山水间的高尚淡泊的情趣升华为超脱的审美境界。第三,高峰对知己、朋友及家人难舍难分的情感表露得非常感人,他回忆自己的一生,怀述人生无常的念头。高峰汉诗的艺术手法可以分为引用典故和多种修辞手法并用。高峰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运用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用独特的艺术技巧把诗情表露得极为真切,并从中表现出他的审美意识、思想及情感。他作为儒学者,创作出风格清新、冲淡的诗；作为豪放的大丈夫及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治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吟咏历史兴亡的经验教训。总之,高峰是士林派文论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也是16世纪朝鲜汉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文人。在士林派文论形成的过程中,高峰起到的重要作用堪比退溪、‘栗谷。高峰是具有多种面貌的文人,其诗歌创作体现出了16世纪的诗歌风尚从宋诗风到唐诗风转变过渡时的文学多样性。他崇尚载道主义文学,更重视吟咏丰富情感的抒情诗,高峰文学不仅为学者的抒情诗创造了新的平台,更为之后的韩国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