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证是审判方式改革后法庭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保障当事人权益,维护诉讼公正,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走向科学化、民主化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质证制度,理顺诉讼程序的内部机制,使质证程序与刑事诉讼其他程序能够有机结合,更好的体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进而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人认为在以当事人主义为特征的程序模式下,质证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好的发挥,无论是在质证的质量和效果上都有明显优势,因而,这种程序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质证制度的一大趋势,但笔者同时认为,职权主义在质证程序中介入不是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尤其在弥补当事人质证能力不足方面,两种质证模式之间只存在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不存在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日本刑事诉讼质证模式设置时就采用了结合式的做法,它在大陆法系原有体系上引入英美交叉询问方式,实行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方式。笔者亦赞同我国在质证模式的构建时采用这种兼容并蓄的做法,但认为如何吸收与借鉴有进一步考察、探讨的余地和必要。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证明,质证制度发挥的水平高低及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质证规则设置的科学性。两大法系的质证制度主要有证据开示规则、交叉询问规则、关联性规则、可采性规则等。根据目前我国质证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着重对质证制度所涉及的质证主体、质证对象、质证内容、质证方式以及质证程序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