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意味着人类主体的高度自决,但同时也蕴含着一种认同的危机。人们在逐渐被世俗化、市场化吞噬的时候,不约而同地皈依宗教、寻找寄托。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宗教领袖从来没有在广泛的科学兴趣当中失去恰当的位置。　　 当然,宗教在神学意义上的本质不是本文的关注所在,宗教领袖作为一个社会构成要素,其形成所需要的条件和产生的效应才是我们此一研究的旨趣。领袖的出现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漫长的心理、社会和政治过程,我们所要做的,是将宗教领袖的研究从一般的轶事叙述与歌功颂德中提升出来,将其直接置于人类发展和政治行为的结构之中,更好地解答“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　　 在对宗教领袖的渊源与嬗变进行简短的历史回顾之后,本文的主体部分将借助结构因素与行为因素之间的二分法:结构主义方法强调系统的影响,体现在本文中即是那些支撑宗教领袖的组织资源,包括教义体系、组织架构、神职人员三大类;行为主义方法集中研究内部影响,主要表现为宗教领袖的个性化特征,包括出身、早期经历、形象和人格魅力,这些要素都是在其更高水平上促成认同效应。通过厘清来源于社会的“我(me)”和来源于生物的“我(I)”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力图勾勒一个能够对宗教领袖现象做出解释的人的本源和社会化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代社会中宗教领袖的影响空间以及宗教与政治的交互关系。　　 通过揭示宗教领袖的群体特征,通过论证权力为认同所留下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权力的热衷,深化对现代性的认识并对中国的价值重建产生些许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