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作为公司治理中重要的管理者和参与者,其行为决策会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重要影响,而公司所处的不同外部治理环境也会对公司CEO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公司风险承担和企业绩效。本文基于管理者权力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借鉴Landier et al.2012的残差模型定义并计算了CEO的过度权力,用公司盈余的波动性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从“激励协同效应”、“堑壕防守效应”和“过度自信的困难效应”分析了CEO过度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还考察了市场化进程、法制水平和政府干预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5-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相关结论如下：CEO过度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是“U”型关系,当CEO拥有一定过度权力时,“堑壕防守效应”强于“激励协同效应”,CEO会更多的为自身利益考虑,操纵公司其他成员为自身牟利,规避风险投资而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当CEO拥有的过度权力超过一定临界值后,会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困难效应”,CEO倾向于投资活动而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与CEO的风险决策倾向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市场化进程和法制水平减弱了CEO过度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U”型影响,而政府干预则加剧了CEO过度权力对风险承担的“U”型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CEO过度权力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外部治理环境也对这一影响关系有相应的调节作用。因此,董事会应跟据企业和CEO的具体情况赋予CEO最优权力,在提高CEO决策效率的同时减弱“堑壕防守效应”和“困难效应”强度,保证企业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