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阶段。城市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革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也导致包含人口结构、生态环境和土地供求关系等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其中,对耕地资源的影响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引起耕地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以农补工”向“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非农化,一方面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土地保障,另一方面因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和质量持续下降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存在耕地代价性损失现象,但由于耕地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宝贵自然资源,不仅具有市场经济价值,还具有包含服务生态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持社会稳定等非市场价值。拥有合理数量的耕地资源,是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之一。近年来,基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的基本事实,我国制定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干预和控制耕地非农化进程,耕地资源保护由“基本国策”到“生命线”,又由“生命线”到不可逾越的“红线”,足见耕地保护在我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通过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可以预测,耕地非农化代价性损失在我国现阶段乃至未来一定时期内还将长期存在,同时存在过度性损失,且耕地减少的趋势不会得到根本性转变。对我国现有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不理想的原因分析表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缺失是目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中最大的隐形缺陷,其原因背后暗藏着以下不争事实：耕地资源配置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由市场失灵导致的耕地资源急剧减少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我国不健全的耕地资源价值体系,导致人为决策过程中对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耕地资源价格不合理。基于此,本文建立了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体系,并参考局部区域差异性适应原则选择一定的估算方法,以此核算区域性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货币化成果与现有的货币经济补偿进行校正比对的基础上,探索区域性耕地资源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实践运行模式,旨在为城市化进程中创新耕地保护机制、完善耕地保护措施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文章的第1、2章介绍了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进展、论文结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相关理论及基本概念,回顾了关于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和补偿机制研究等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并对这些已有成果进行了简要评述。文章第3、4章对我国城市进程中的耕地资源保护严峻形势及两者的关系、我国现有耕地保护制度和经济补偿政策及实施效果进行了梳理分析。第5章重塑和评估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体系,并将其评估结论通过一定的测算方法运用到区域性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货币化估算过程中。本部分重点从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内涵入手,对耕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体系分类成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两部分,明确了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各组成部分的具体内涵,并确定了评估耕地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方法。第6、7章对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进行了实证核算,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耕地资源保护的经济补偿模式。具体以西部典型区域——重庆、成都为案例区域,采用重庆、成都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重庆市1997年至2011年期间时间序列数据和五大功能区空间序列数据,运用替代/恢复市场法对其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进行了具体测算,结合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五大功能区的不同功能定位,进行耕地资源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的实证分析。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于以消耗耕地资源为代价的初级发展阶段,城市化加速发展中耕地资源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并呈现新特征。虽然1996年以后,我国耕地数量减少由加快转变为相对放慢的态势,但年均下降幅度绝对量依旧较大,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中对耕地采取掠夺式的开发使用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观。一方面,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以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引致对用地需求的不断膨胀,建设占用耕地的强劲趋势导致耕地保护压力加大;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大量优质耕地资源被占用转变为建设用地,“占优补劣”以及土地污染等引起了耕地质量的明显下降。此外,城市化发展水平较快的地区往往都是我国优质耕地分区的区域,城市化进程引起了我国耕地资源区域分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耕地及其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和社会保障价值已开始逐渐为人所知和越来越受重视。从国家(政府)、城市居民和农民三大价值主体的角度构建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即生态服务和社会保障价值)体系,将货币化估算模型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估算结果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重要参考纳入市场体系,有利于使人们通过市场价格的角度更加直观地认识耕地及其生态系统提供的非市场价值。(3)耕地资源提供的生态服务和社会保障价值较大且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1997-2011年期间重庆市单位面积耕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总体上呈波动缓升趋势,且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社会保障价值高于生态服务价值,但所占比例逐年略有下降。生态服务价值中占生态价值总值比例较高的同时也是研究时段内上升幅度较大的组成部分,前三位排列为：营养循环功能价值(占生态服务总值的86.72%、上升幅度为23.53%)、净化环境功能价值(占生态服务总值的6.67%、上升幅度为23.41%)和大气调节功能价值(占生态服务总值的5.70%、上升幅度为12.92%)：同时,研究时段内社会保障价值各组成部分所占社会总值的比例变化与幅度变化相对应：基本生活保障平均价值比例由50.06%下降为35.60%、平均价值额下降幅度为13.00%,粮食安全功能平均价值比例由32.48%上升为48.63%、平均价值额上升幅度达83.15%,失业保障平均价值比例由17.46%略降为15.77%、平均价值额上升幅度为10.50%。②2010年,重庆市、成都市的单位面积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分别为114.49万元/hm2、177.71万元/hm2：其中重庆市单位面积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为25.61万元/hm2、单位面积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为48.66万元/hm2、单位面积耕地的粮食安全价值为40.21万元/hm2,分别占单位面积耕地非市场价值的22.37%、42.50%和35.12%：成都市单位面积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为42.06万元/hm2、单位面积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为78.92万元/hm2、单位面积耕地的粮食安全价值为56.73万元/hm2,分别占单位面积耕地非市场价值的23.67%、44.41%和31.92%。重庆市单位面积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单位面积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和单位面积耕地的粮食安全价值均低于成都市的测算值,总量及三项分量分别为成都市测算值的64.43%、63.50%、61.66%和70.88%。测算结果符合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重要影响因子和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呈正相关的规律。③重庆市不同功能区耕地非市场价值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测算结果表明：全市耕地非市场价值为114.49万元/hm2,主城九区(含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单位面积耕地非市场价值分别是全市单位面积耕地非市场价值的234.85%、98.35%、68.54%和62.82%;全市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总额为6257.29亿元,主城九区(含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测算值分别为157.35亿元、2062.81亿元、3032.01亿元和1162.02亿元。与耕地非市场价值高低排列顺序不同,生态服务价值总额高低依次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主城九区(含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总额分别是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主城九区(含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的1.47倍、2.61倍和19.27倍。因此,在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时,一是要特别注重保护和实现基数大、对耕地价值认知层次较低、社会稳定关联性强的农民群体的价值需求；二是经济补偿政策应充分考虑区域公平发展和统筹协调,向耕地非市场价值贡献大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较重且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倾斜。(4)考虑到区域差异性,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界定为区内经济补偿更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基于农村社会保障+货币补偿、基于投入项目建设+货币补偿、基于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异地有偿调剂+货币补偿的三种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为优选模式。对重庆市进行了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建设性补偿、基本农田指标区域间有偿调剂补偿以及参照成都建立的耕地保护基金农户和村集体进行经济补偿三种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实证分析表明：三种模式各有优势和不足,难以糅合打捆取舍,重庆市宜综合采用第一、二种模式,即在开展农村土地整治“以奖代补”和“先建后补”的同时,兼顾对基本农田“四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其他方面补助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运行模式取得良好绩效。据此,在全国推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不可能同时在东、中、西部地区推行统一模式,只有结合区域特点,对国家层面设计出普遍适用的经济补偿模式供各地区结合实际参考选择,才能保证该制度取得实效。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提高耕地资源保护成效、纠正耕地资源过度消耗提出如下政策措施建议,包括：重新全面认识耕地资源的经济、生态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识,并将耕地资源生态服务和社会保障纳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体系：从国家层面研究制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运行总体原则、总体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以及从政府到社会的多渠道资金筹集体系、严格补偿基金管理的监管检查；明确并细化区域主体功能划区和优化区域国土开发格局,实现城市化进程和耕地非农化效率平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