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时贤论及裴松之《三国志注》,大多注意到了它量"博"的一面;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从质与量两个角度,指出了其"嗜奇爱博"的特征,深有见的.裴《注》包含有大量颇具文学色彩的奇异材料;这些材料涉猎广泛,包罗万象.首先是鬼神故事被大量征引,包括鬼怪幻化、神仙方术等;其次是预觉类现象,包括梦验、占卜、相术、谣谚等;第三类,也是较突出的一类,裴《注》特别推崇那些具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特异性行为(社会化行为、个性化行为、人情化行为、悖情化行为)、特异性言语(独白、对语)、特异性才能技艺,裴氏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倾注了注者的浓厚感情;第四,是众多奇物逸闻,许多罕闻稀见的事物、现象被收入《三国志注》中.裴《注》"嗜奇爱博"的特点与裴松之本人"兼采为味"、"众色成文"的主观思想密切相连,在他看来,《三国志》过于简括和质朴.裴《注》的特点与所引诸书也有直接的关系.引书中杂史杂传著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杂史杂传自产生日起,就具有虚拟性、故事化的倾向,其中的志怪之风、人物传记的传奇之风给《三国志注》以深刻影响.杂史杂传著作不仅是裴《注》的材料武库,而且也是其"嗜奇爱博"特征之所承.我们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两书为例,与《三国志注》加以比较,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通过追溯中国古代叙事散文的发展,我们还可解释《三国志》与《三国志注》相隔不远却风格迥异的原因.因此,可以总结说,裴松之《三国志注》迥异于陈寿《三国志》的风格的特征,标志着史学的日趋独立,文学的日益自觉;史学与文学正在各自形成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