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年间,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相继爆发,清朝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混乱之中。较之前代,这一时期女性诗歌对历史及时事的关注也愈发突显。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论体系中,虽素有“诗史”这一评判标准,但对于女性创作中是否具有“诗史精神”学界却尚未形成定论。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时期女性对于闺门外的时事反应更加及时,且在诗歌创作上更具主动性,对于社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逊色于男性,其作品亦符合了“诗史精神”的本质。而将“诗史精神”纳入女性写作研究当中,对于丰富女性作品研究角度、探寻闺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挖掘女性创作心理,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便以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时期的女性诗史创作为题,以时间为序,在把握女性作品“诗史精神”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晚清动乱时期女性诗歌作品中对于社会的关注与记录,并完成对古代女性写作固有观念的反思。本文全文五章,第一章探讨女性写作中的“诗史精神”。作为全文的基础,本章在前人研究的框架下,重申了“诗史精神”的概念,将女性作品纳入“诗史”的考察范畴之中。选取历史与时事两个研究维度,对明代之前女性咏史诗歌与乱离诗歌进行梳理,把握女性创作中的“诗史”源流。第二章主要探寻鸦片战争之前女性“诗史精神”的潜流。本章将着眼点落于女性文学鼎盛的明清时期,选取“明清之际”与“清中期”两个时间段,先以明清之际大量的女性乱离作品为研究对象,着重探究女性作品中的家国情怀以及“女遗民”情绪。再借由汪端等“女学者”的咏史作品探求清代女性对历史的观照程度,以论述女性创作水平的提高及女性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观察角度的改变。这些都为晚清时期的女性创作中的“诗史精神”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章研究鸦片战争时期“诗史精神”在女性作品中的呈现方式。以鸦片战争过程中留有大量时事作品的陈蕴莲、袁绶两位女诗人作为研究对象。陈蕴莲诗歌注重对于战争的记录与英烈的旌表,作品中充满了对于战争的想象,创作颇具传奇色彩。袁绶则侧重于主观抒情,并能够在感怀诗歌中加入对政治与时事的劝戒讽刺,隐晦的表达自己对于战争的看法。二人虽属同一时期却从不同角度观察社会并对鸦片战争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她们体现诗史精神的诗歌作品,直接证明了女性在面对战争时创作的自主性,以及她们对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积极融入。第四章着重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女性诗史创作,考察这一时期女性对于战乱的体悟与反思。太平天国运动持续时间长,对才媛聚集的江南地区破坏严重,对闺门诗人的影响更为直接,相关作品留存数量也较之鸦片战争时期更为丰富。本章以钱守璞、孙佩兰、李长霞、郑兰孙四位道咸年间的著名女诗人为考察对象,钱守璞在其感怀作品中细致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并对战争有所反思;孙佩兰、李长霞则都是从避难经历出发,从私人化的视角记录离乱经历审视战争得失,颇有杜甫的兼怀之意;郑兰孙体现“诗史精神”的作品较少,但他人创作的诗集序跋中却以传记、题辞等形式记录了郑兰孙的避难经历。这种个人在作品中淡化战争影响,却借由他人代为记录的方式,亦可以视作一种女性“诗史精神”的特殊呈现方式加以研究。第五章为晚清女性诗史创作特点及影响的论述,在前四章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晚清时期女性诗史创作的矛盾性与敏感性,以及对数十年后新女性政治写作的影响。晚清时期的女性诗人因身处封建社会崩溃之际而被后世视为是与“新女性”对立的落后群体,她们作品也被认为是缺乏家国意识的无病呻吟,但本文中提及的作家作品却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观点,甚至通过诗史作品为封建时期的女性与“新时期”的女性建立其思想上的联系。因此本文主要以女性创作者为主体,以历史事件为线索,证明女性对历史的响应与参与,借助诗史作品探寻女性在动乱社会中的对政治局势的自主关注,并由此把握女性诗史创作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