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唯一的女性代表,哥鲁波维奇参与了南斯拉夫实践派以“实践”为主题的复兴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在批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过程中,她聚焦于文化一词来阐释其与实践派相同的理论主旨。在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制约,文化的功能丧失了。哥鲁波维奇想要借助于文化的革命性批判功能,批判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她侧重于阐释文化的功能,力图通过文化批判社会现实并反对文化成为现存制度的守护者。在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东欧思想家也提出要突破意识形态制约的思想,其中哥鲁波维奇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探讨了文化的认同和整合问题,强调建立文化自治的共同体,文化应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本应属于全体人民,文化比制度更适合于生活本身,在文化层面呼应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自治社会主义构想。在东欧国家转型后的后社会主义时期,她又讨论了集体身份和个体身份的形成和关系,提出了认同危机的问题,提出了从民族认同走向文化认同的思路。哥鲁波维奇通过对文化的阐释也表明了自己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她批判南斯拉夫社会文化功能丧失的问题,提出要重新理解文化,坚持以文化的多样性抵制文化的强制性同一,但是这种对强制性同一的批判绝不同于后现代无标准的彷徨无措,哥鲁波维奇试图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拯救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哥鲁波维奇在文化层面上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深刻的研究,其文化理论不仅在纵向上涵盖了南斯拉夫不同历史时期,在横向上通过文化功能的阐释,凸显出南斯拉夫社会的不合理,发现其社会的症结所在。哥鲁波维奇的文化理论不但丰富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而且在文化角度对南斯拉夫如何构建一个自治的、多元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