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越来越深入日常生活,科技风险也越来越普遍化,其中转基因风险问题颇具代表性。如何应对转基因风险?这个问题带来了广泛而持续不断的争议,而人们争议的风险不只是基于实在的风险,还是一种经由文化、价值、经验等个人主观因素的定义而来的风险,也就是基于社会建构的风险。在这个转基因风险由社会建构成为公共风险问题的过程中,媒介是社会成员展开沟通和互动的最主要途径。因此要寻求转基因问题共识的达成就有必要从转基因传播议题的建构入手,审视各方力量在转基因传播议题的建构上的差异。本文从社会建构论、框架理论的角度出发,旨在对政府、媒体、公众这三大舆论主体的转基因传播议题建构进行分析,反思三者在风险议题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和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选取2012年1月至2015年4月间《人民日报》、《新京报》、新浪微博自媒体的“转基因”报道和微博内容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考察政府、媒体、公众的转基因传播议题建构,分析三者的建构策略和特点,讨论了三者在转基因传播议题建构中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在转基因传播议题建构中主要采用的策略是权威信源定义转基因风险;多元议题“去风险化”呈现;监管框架主导议题建构。媒体在转基因传播议题建构中主要采用的策略是权威信源阐释风险;多元议题塑造专业价值;多元框架正面引导转基因舆论。公众建构转基因传播议题的策略是去权威化信源策略;利用图像符号激发情感共鸣研究;质疑和风险呈现框架主导议题建构。研究认为,在当今风险社会,有效的风险治理有赖于良好的风险沟通。但风险沟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互动协商的民主制度框架下以公众为中心的多元风险主体参与的风险议题竞逐将是良性风险沟通的关键。真理愈辩愈明,通过风险议题的竞逐促进社会各方对风险知识的共同学习,减少风险主体间因无知和误解而导致的分歧,才有可能求同存异,开启理性科学的风险治理之路。这也呼唤政府、媒体、公众三方能够建立一种更具建设性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