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长期以来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也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目前,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最热门的政治与经济议题,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更遭遇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日益严峻的碳减排压力。在对外贸易与中国碳排放的关系上,我们不能忽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生产者责任原则”的碳排放核算体系使中国在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大量输送商品的同时,承受着出口商品“转移排放”带来的巨大国内环境压力以及国际减排压力。因此,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检验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流向,检验并衡量中国是否在对外贸易中为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承担了高额的环境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消费者核算原则”测算中国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包括中国分别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分析比较了南北贸易与南南贸易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以及环境规制通过南北贸易或南南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量的作用路径与效果,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其结果表明：无论从环境贸易条件还是净贸易含碳量来看,对外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综合影响都是不利的,且不利影响不断扩大。从环境贸易条件来看,2003年开始,各年份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均大于1,并呈现恶化的趋势；从净贸易含碳量来看,尽管研究期内中国的出口与进口含碳量都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但进口含碳量的增长速度与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均低于出口含碳量,直接导致除1997年与1998年外,中国的净贸易含碳量均为正值,且数值不断增大,中国在为世界各国大量输送商品的同时,确实承受了“转移排放”带来的巨大压力。第二,对不同年份中国在不同技术水平下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进行模拟测算,结果表明,在日本、澳大利亚、东盟三国(地区)的技术水平下,中国的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均有所降低,技术水平越高,进口与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越低,此外,除1997年外,各年份中国的净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均有所降低,且技术水平越高,净贸易隐含碳排放量的减少程度就越大。因此,一方面,从全球减排目标来看,只要中国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即使仅达到与东盟一致的水平,也能一定程度降低全球的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即使从生产技术与能源效率均比现有进口国更高的国家进口产品,在不同的低碳水平下,中国的净贸易含碳量也能得到降低,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减排与中国减排的目标并不冲突。第三,中国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结果表明：首先,各国的完全碳排放系数都呈减趋势,但发达国家的完全碳排放系数显著低于中国,而中国与各发展中国家的完全碳排放系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次,中国对各发达国家的净贸易含碳量持续为正,并呈现递增的态势,而中国并非处于与发展中国家贸易碳排放的顺差国地位,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中国的碳排放影响效应并不大；此外,从碳排放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环境贸易条件十分不利,而中国对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贸易条件比较乐观,并呈现不断改善的趋势。第四,中国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表明：出口总量、中间生产技术与出口结构三个因素的变动均增加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但仅进口总量的变动增加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进口隐含碳排放量,促进了中国碳排放的节约；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则相对乐观,主要体现在,仅出口总量、中间生产技术的变动增加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仅直接排放系数的变动降低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隐含碳排放量。第五,基于中国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低对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有直接负效应,环境规制的弱化将加剧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南北贸易是环境规制影响其碳排放量的中介变量,南北贸易的中介效应占环境规制对中国碳排放影响总效应的比例为45.69%,占环境规制对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影响总效应的比例为25.83%。此外,南南贸易不是环境规制影响中国碳排放量的中介变量,尽管环境规制对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南南贸易来实现的。最后,总结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与观点,分析中国应对国际减排压力的思路与具体的谈判策略与依据,提出降低中国对发达国家净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路径,并指出未来的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