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收集的200份受贿罪的生效判决来看，我国受贿罪量刑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实践中，受贿罪量刑失衡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不同判现象和轻刑化现象。前者是指对没有其他情节但受贿数额基本相同的案件、受贿数额大致相同但其他情节不同的案件以及受贿数额和其他情节均大致相同的案件判处了比较悬殊的刑罚；后者是指对没有其他情节但受贿数额相差较大的案件、受贿数额基本相同但情节不同的案件以及受贿数额和其他情节均存在较大差异的案件判处了基本相同的刑罚。轻刑化现象表现为过多地适用缓刑和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　　影响受贿罪量刑均衡的因素主要包括受贿数额、法定量刑情节以及酌定量刑情节等。受贿数额是当中影响受贿罪量刑的最基本因素。影响受贿罪量刑的法定情节主要包括自首、立功、坦白以及共犯、非既遂形态等其他法定情节。影响受贿罪量刑的酌定情节主要包括退赃和认罪态度。其中，退赃对受贿罪量刑的影响很大。致使受贿罪量刑失衡的原因包括立法不周密和量刑程序缺位两个方面。立法不周密致使在受贿罪量刑中自由裁量权失去了有效制约；量刑程序的缺失表现为“重定罪轻量刑”观念影响至深，没有把量刑证据从定罪证据中独立出来以及宣判过程中定罪与量刑合而不分。　　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来克服受贿罪量刑失衡现象。《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前，我国在受贿罪的量刑上采取的是“以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标准，实践中演化为唯数额论。《刑法修正案（九）》把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从以前的唯数额论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有助于克服受贿罪量刑失衡现象；另外，为了克服受贿罪量刑失衡现象，还应当为受贿罪增设资格刑。在司法上，克服受罪量刑失衡问题不仅需要重视和加强法庭量刑抗辩，而且建立判决公开及量刑理由阐释制度，同时应当完善案例指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