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传媒格局，也深刻影响着传媒未来的发展。当代传媒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传媒业正经历着诸多转型，与之相对应传媒制度在传媒业各个层面发生着转型，制度转型是当前国际传媒业发展的基本面。制度转型也是中国传媒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西方传媒制度转型相比，中国传媒制度转型还有很大的差距。研究西方传媒制度转型，对于中国传媒制度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力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西方传媒制度转型的内在机理、转型的路径选择以及政府在传媒制度转型中的作用。当前传媒制度转型是在新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转型，诺斯认为发明和创新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技术是建立在知识提前累积的基础上的，除非基础知识存量增长，否则新技术发明最终将陷于收益递减。可见新技术虽然推动了传媒业的发展，但新技术的贡献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制度转型创造了新技术持续发展的环境。德姆塞茨认为技术变化需要事先建立一套产权，这样可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利益机制的驱使导致传媒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制度参与主体——政府、传媒企业及多方参与者反复博弈的结果。制度转型同时也引发了传媒业的一系列变化，竞争、垄断、管制、多样化四大问题彼此关联且相互冲突，处理和协调这些矛盾是西方传媒制度转型的核心任务。西方各国传媒制度都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度转型的方式和程度却不相同，传媒制度模式选择和历史文化背景是影响制度转型路径的重要因素。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在传媒制度转型中对路径选择和推进次序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首先梳理出能够解释和说明西方传媒制度转型的相关理论，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基本问题进行阐述。接着阐述了传媒制度相关概念、以及西方传媒制度转型历程。探讨了传媒制度转型的内在机理，制度主体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利益机制，对利益机制的追求使传媒主体对制度需求和供给发生变化，这种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决定了制度的转型，制度的出台令这种转型达到一种短期的均衡。西方传媒制度转型是诱致性变迁为主导的转型，是制度主体反复博弈下的理性预期。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传媒制度转型的路径依赖性质，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传媒业特殊的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对传媒业进行规制，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创新的主体，在传媒业制度转型和制度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对比美国广播电视业的制度转型及日本动漫产业兴起的制度转型，印证了西方传媒制度转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制度转型。日本受到美国传媒制度的影响，但是对传媒的规制更加严格，因此日本传媒制度转型的路径选择和欧美不同，制度选择在转型成本最小的部分首先突破，动漫产业和意识形态的关联相对较弱，转型成本较低，因此日本选择在动漫业首先放松规制，推动了动漫产业的发展，使日本成为世界动漫强国。最后总结本文观点，提出我国传媒制度需要进行改革，把文化产业从文化事业中剥离出来，建立一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进行市场化运营，才能提高传媒产业效率，制度转型和制度重构应当并举。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影响传媒制度需求和影响传媒制度供给的因素分析，新技术的变化引发了对传媒制度转型的需求，制度供给不足是传媒制度的常态，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变化引起制度的非均衡，制度因此发生转型，制度转型深层的原因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调整。西方传媒制度转型是诱致性变迁为主导的转型，是制度主体反复博弈下的理性预期。在传媒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放松规制是传媒制度转型的趋势，而西方各国制度转型的方式和内容各不相同，本文分析了西方主要国家传媒制度模式选择及历史文化背景，指出非正式制度对传媒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本文采取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传媒制度转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对传媒制度转型进行研究，首先，要对传媒制度转型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归纳；然后，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及政府规制理论对传媒制度转型进行分析。本文也十分重视案例研究，通过对美国广播电视业和日本动漫产业的分析，印证了本文的结论，同时本文采取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传媒制度转型历程的研究，可以纵向比较西方传媒制度的发展历程和转型趋势，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传媒制度的比较，可以横向比较各种制度转型的相同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