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精准扶贫”（2013年）、“脱贫攻坚战”（2015年）、“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以及相关文件的出台,中国的农村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农村女性的个人价值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突破。作为农村社会的影像化载体,农村题材电视剧在记录农村、书写农村的影像呈现上也逐步走向成熟。不仅如此,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对女性的形象塑造与影像呈现,直接或间接地记录着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彰显着中国农村的乡土文明,折射着中国农村女性的独特魅力。纵观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女性“脱嵌者”形象,这些女性“脱嵌者”们作为一种重要的影视形象/叙事范式,展现着农村女性群体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个人的“脱嵌”程度与发展转向。本文以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三个特殊时期为本研究的时间节点,由浅入深地阐述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女性“脱嵌者”的形象流变,具体内容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农村女性们还处于自我寻找出路、尝试打破传统秩序框架的阶段,但是,这一时期的她们仍处在被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被父权话语压迫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农村女性并未真正开始个人的“脱嵌”,反而是深深“嵌入”在传统秩序框架中的着力代表。第二,20世纪90年代,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脱嵌者”们开始并逐步完成脱嵌,“出走的娜拉”成为影视作品中农村女性“脱嵌者”的有力代表。此时,女性“脱嵌者”形象开始大量出现在荧幕上,她们从最基本的个人形象,到婚姻爱情,再到个人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实现,逐层深入,既突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又实现了个体的个性解放,换句话说,女性“脱嵌者”在这一时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根植性”,完成了个体的“脱嵌”。第三,新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视中的女性“脱嵌者”出现了新的转向,此时的农村女性不再全部呈现出积极向上、努力打拼的上升逻辑,反而通过影像书写,展现出积极与消极、上行与下行的极端分裂态势。其中,积极的、上行的女性“脱嵌者”在影视书写上主要表现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农村女干部、自立自强的农村女企业家以及满怀教育热情的农村女教育家等,她们在努力打拼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还带领他人（甚至是男性）发家致富奔小康、实现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富足;消极的、下行的女性“脱嵌者”主要体现为创伤化的、病态化的女性形象,如为了给男友筹钱治病沦为小姐的乔小央、一味追求城市生活沦为男性性工具的王佳慧、隐身情人黄英子等。虽然乔小央、王佳慧、黄英子这类消极的、下行的女性“脱嵌者”形象在新世纪初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占比较少,但影视剧中出现的这类女性形象也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农村发展中存在的些许问题。虽然这类消极的女性“脱嵌者”们实现了原生家庭、宗族、地域与文化的个体“脱嵌”,但是在个人发展上依旧呈现出下行的发展态势。综上所述,改革开放至今,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脱嵌者”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巨大转变,女性“脱嵌者”形象也经历了迷茫、“脱嵌”、新时期“脱嵌”中的分野三个阶段的历史流变。总的来说,影像故事层面上,影视创作者们主要讲述的是女性“脱嵌者”从寻找自我出发,开始个人独立意识的萌芽;到发现自我,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有了清楚的认知与判断;再到改变自我,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有了明确的、可行的规划,并付诸行动的女性故事与发展逻辑。这三个阶段的转变构成了女性“脱嵌者”人生轨迹的转变,形成了农村女性群体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上升逻辑。影像哲理内涵上,影视创作者们则是借由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脱嵌者”,记录着中国农村社会各个历史转型期的发展变化与历史变革,展现着农村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凸显着传统男性话语权的消解与乡村两性关系的重构,同时在更深层面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大众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农村影像的需求与变化,以及对农村女性影视形象的审美期待与创新期待。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发现,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虽然在女性“脱嵌者”形象塑造、女性“脱嵌”原因深挖、女性“脱嵌”走向记录与呈现等方面显露出一系列问题与缺陷,但是这些也均成为宝贵的经验,并为我国影视作品今后的发展起到极强的借鉴意义,这些经验不仅对我国影视作品中女性“脱嵌者”的命运走向有了较为完整的线性梳理,而且推动了当下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女性社会话语权利的合理化、健康化、持续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