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在我国翻译出版后,我国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讨论一直热情不减。一些中国学者把眼光投向对法律信仰的研究,并日渐形成中国的法律信仰论。无疑,该书为我们理解西方的法律、宗教及由二者结合生成的法律传统提供了一个视角,其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笔者认为把“法律信仰”这一西方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形成的概念和观点植入我国,用于解决我国法治中的问题,这种做法未免显得过于简单了。在西方的法治传统中展示被众多中国研究者频频引用的“法律信仰”的原貌,是我们反思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前提。只有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中国的法律信仰论。通过对中国法律信仰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看似合理的法律信仰论,不过是为了解决诸如“有法不依”等问题而提出来的一个虚假理论,掩盖于其中的真问题其实是法律权威。构建我国的法治精神,树立法律在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至上权威,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本文共分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从《法律与宗教》一书入手,揭示伯尔曼的“法律信仰”的原意和提出“法律信仰”所要解决的问题。宗教对西方法治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没有超验的宗教信仰,就没有西方的法治。所以由“祛魅”带来的法律与宗教的分裂,造成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伯尔曼正是着眼于西方法治发展的历史,提出恢复人们对宗教和法律的信仰,以此克服西方法治的危机。第二部分,介绍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在法律制度日趋健全,但法律的实施却不尽如人意的背景下,中国法律信仰论产生并发展起来。其介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信仰的含义,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的关系,培养法律信仰的对策。第三部分,解构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并找出在其掩盖下的实质问题。从法律信仰问题提出的背景、法律信仰的内涵和法律信仰问题的解决办法来对比中西语境下的“法律信仰”,得出中国的法律信仰论是较伯尔曼之法律信仰论不同的新理论。当代中国不可能产生法律信仰,且从中国法律信仰论者的论证过程中可以发现它并没有解决法治中的实际问题,其研究真正指向的是法律权威问题。第四部分,构建现代法治精神,树立法律权威。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达致法律权威,伯尔曼提出的方法是恢复西方社会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以法律信仰重塑法律权威。笔者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应着力从良法意识、法律至上、权利意识和守法精神四个方面来构建当代中国的法治精神,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