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国际直接投资一体化的加深,各经济体外部财富失衡现象愈发严重,所以估值效应（也可称为存量—流量调整,即stock-flow adjustment,后文简称为SFA）作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近年来越发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近些年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越是累积了更多净外部财富的经济体越是容易遭受估值效应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际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的时期。由于国内外学者选用的计量模型、样本经济体以及理论基础不同,对于其中具体的影响机制以及此效应究竟是何种资产价格波动所导致的,前人们得出的结论也都不尽相同。在国内外以往的估值效应研究中,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模型,时间序列数据是使用最多的数据类型。就样本经济体而言,国内外文献大多都是研究世界上主要的几个经济体,存在样本量较少的问题。就实证模型而言,向量自回归模型无法研究和检验估值效应是否存在经济体异质性而且不能捕捉到系统内各个变量之间的即时的结构性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估值效应存在差异。本文扩大样本经济体并更换实证模型来解决以上不足。本文研究的问题就是,净国际投资头寸究竟会如何影响该经济体的估值效应?每种细分资产的估值效应方向如何?以及是否存在经济体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于是本文选取了59个经济体（23个发达经济体和36个发展中经济体）在2008年至2019年之间的年度面板数据用于研究国际净投资头寸与估值效应方向的关系。经过hausman检验后,本文实证回归部分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对于全样本而言,估值效应与该经济体净投资头寸的方向相反,也即是国际净投资头寸为正的经济体因为估值效应蒙受了外部财富的损失。第二,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虽然总估值效应的方向相同,但是对于部分细分资产类别的估值效应方向不同,在2015年至2019年,发达经济体国际债券投资的估值效应显著为负,但发展中经济体的估值效应不显著。第三如果按照2015年美联储宣布加息这个事件将时间段分为2008年至2014年与2015年至2019年,几种细分资产类别的估值效应方向和显著性也不同。本文发现,在2015年美联储加息缩表前,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股权投资的估值效应显著为负,而国际债券投资和外汇储备的估值效应并不显著。在2015年美联储加息缩表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股权投资的估值效应并不显著,国际债券投资的估值效应显著为负,外汇储备的估值效应显著为正。最后在政策建议方面,本文认为当全球资产价格处于大幅波动时期,各个经济体应该灵活调整对外投资头寸。应当适度减少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股权投资头寸来减小风险敞口,并适当的增持黄金和美元外汇储备等价格坚挺的国际资产来获取估值效应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