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依附于原作者,以一个绝对隐形的身份将两种语言进行转换；然而,译介学提出译者所作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性语言转换工作,而是一种创作性工作,使原作在跨越了时代、语言、民族的界限之后继续保持其艺术魅力。译介学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再创造价值。“创造性叛逆”理论认为“翻译即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即叛逆,那是因为原文被带入到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语言)体系里,说翻译即创造,那是因为翻译赋予了原文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更广泛的文学交流。创造性叛逆不仅符合了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趋势,还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在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高度精炼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译者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保存了内容,却破坏了形式,照顾了形式,却又损伤了内容。本文以“创造性叛逆”角度重新审视狄金森诗歌的汉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先后出版了几个狄金森诗歌的中文译本,其中江枫译本出现最早,译本最多,再版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大,其译本质量无论在普通读者还是在研究同仁中均有良好口碑。本文试图对创造性叛逆在狄金森诗歌翻译中的体现开展探讨,旨在阐释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并对翻译的主体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创造性叛逆”的运用使诗歌在译语文化环境中得以重生。狄金森诗歌的翻译便是印证了“越是独特的风格,越是陌生的内容,越容易导致大幅度的创造性叛逆。”本文从庞得提出的“三诗”观—形诗,声诗,理诗三个方面探讨狄金森诗歌江枫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分析江枫在狄金森诗歌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及其原因,以此进一步认识江枫译本的成功之处,同时也为待译狄金森诗歌的汉译提供翻译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