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刑法,对于“杀尊亲属罪”的量刑从唯一死刑修订为“死刑或无期徒刑”。在民国法律改革过程中,官方始终在尝试取消或削减尊亲属的等级特权,而此律的修订亦是受此趋势影响。然而,立法者原意本是考虑到在部分“杀尊亲属”案件中确有令人同情悲悯的缘由,故将刑罚轻重的裁定权交予法官。但在司法实践中,因受伦理观念影响,罪犯想要获得轻刑——无期徒刑的判处十分困难,且在新律颁布后,因司法行政部未及时对此罪的量刑进行规范,导致此罪的审判曾出现短暂的失序状态,官方对此态度更为严苛。周氏兄弟弑父案正是发生于此背景之下。1939年,周钦吉、周钦祥两兄弟因不满父亲周永杰虐待其母周经氏,为救母命,于10月5日凌晨二时趁父熟睡之时,用电流将父杀死,同日下午六时又试图分尸掩盖罪行,却被亲姐周钦珠举报抓捕,连带母亲,一同入狱。此案先后经两次上诉,三次审判,兄弟二人的辩护律师尽全力从人情、法理两方面进行辩护,但不论他们做了何种努力,法庭对其借口均不予采信,终予二人最为严苛的刑罚,只有母亲周经氏一人在终审时无罪释放。在整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院的态度十分严苛,未曾考虑任何人情原因,在面对关涉伦常的大案时,即使在法律条文予以轻刑空间的情况下,法院仍选择了以最为保守的方式对伦常予以维护。但此案在当事人心中却是不同。在兄弟二人看来,父亲无义,便无需再当作父亲,杀之除害。而辩护律师杨思诚,亦图以此案为契机,呼吁时人破旧立新,建立新伦理下的家庭。此外,由于周案的特殊性,其亦被公众舆论所关注,并就此案引发讨论热潮。就案件本身而言,时人以严苛与同情两派分别主张重刑与轻刑,两派区分的背后亦含有伦理观念的影响;就案件所体现的社会问题而言,时人又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的反思、新旧伦理的讨论。在这场论争中,公众舆论的需求与主张既体现了与五四时代继承性的一面,亦有着差异与突破。围绕周氏兄弟弑父案,立法者、司法者或是一般民众、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与主张均显现其时代下,因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而产生家庭伦理观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官方虽有削减亲属特权、推进法律平等的想法,但在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下,无奈最终回归保守。而在公众之中,他们在延续五四时期有关家庭伦理论争的同时,亦在新的时代与环境中寻求适应性的解决策略,以求平等家庭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