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历史事件，这个事件不仅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更在当时的报刊上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泰晤士报》是英语世界的一家主流报纸，在英语世界的话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一方面如实地展现了《泰晤士报》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中国时局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研究《泰晤士报》如何解读当时的中国时局：另一方面通过对比新闻报道和现有的历史材料所能够展现的历史现实来洞察这些关于中国的报道的准确程度，研究《泰晤士报》是如何在解读中产生了误读和歧见，并探讨产生这些误读和歧见的原因。 文章由绪论和正文四章构成。 绪论，对这篇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现状、史料运用及研究方法和题目界说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 第一章，研究《泰晤士报》在初期对义和团运动的报道。义和团运动是引起清廷与外国列强交涉及其后八国联军侵华的重要事件，《泰晤士报》在初期对义和团运动的报道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泰晤士报》对义和团运动的关注比较晚，另一方面《泰晤士报》对义和团的认识停留在较浅的观察层面，对导致义和团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民教冲突中外国传教士的责任和外国列强在中国势力的扩张对中国民众反洋情绪产生的直接作用都没有分析到，只是将义和团的产生归因于清政府的“煽动”。 第二章，研究《泰晤士报》从5月28日至6月16日的对华报道。由于对清政府的偏见和对中文的理解错误，《泰晤士报》对清政府颁布的剿拳上谕进行了误读，忽略了清政府的积极动向，进而抨击清政府是义和团的共谋，发出号召要用战争的手段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并建议采用废后拥帝的办法：《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莫理循对引起北京骚乱的驻京外国公使及外国卫队的不当举动没有任何报道，其报道的思路一贯到底就是外国人没有做错，错的都是中国政府和义和团团民；大沽之战爆发之后，《泰晤士报》自觉地站在“文明”的西方列强一边，对中国守军进行了嘲讽。 第三章，研究《泰晤士报》在围城期间的新闻关注。为了协助西摩联军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