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时代,报纸和期刊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这些报刊担负着文学的传播任务,同时也影响、制约着文学的发展与形态。本文以《野草》为基本研究对象,进而考察现代传媒与文学、作家之间的关系,揭示出《野草》作为文学传播媒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现代性追求。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国内《野草》的研究现状,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同人刊物：《野草》的办刊目的和实际效果：从《野草》创刊的动机和目的来看,它不是一个纯文学的传播载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是作为以夏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表进步思想的平台。这样,就确立了《野草》作为知识分子同人刊物的重要意义。第二章《野草》批评空间的建构：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争初期兴奋激烈的社会情绪消失,新的社会弊病和旧的封建顽疾重新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野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野草》不仅全面开展着抗日救亡文化工作,而且不忘思想启蒙的重任。经过《野草》同人的共同努力,他们在救亡意识下开展的社会批评和启蒙意识下进行的文明批评建构起了以夏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空间,进而以公共舆论的方式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第三章　《野草》与现代杂文：《野草》以其对杂文的大力支持与提倡,始终像一面战斗的旗帜飘荡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它“明显地标志着国统区抗战杂文的勃兴”,它促使现代杂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的发展,使杂文大都或隐或显涉及抗战这个主题,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野草派”杂文作家群,而“野草派”杂文则生成了《野草》的文学史价值。这一章分两节论述：第一节现代传媒与杂文：考察现代传媒与杂文、作家之间的关系,现代传媒作为传播载体不仅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而且催促了杂文的大量生产；作为中介不仅把杂文引向社会现实,且联结了杂文家之间的关系,使杂文家依托刊物媒体形成团体流派的强大力量共同发言,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文化重建。第二节“野草派”杂文：“野草派”杂文由于产生、发展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形成了一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主要体现在历史题材杂文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创作实绩。“野草派”杂文关于集体与个人,政治与经济,现实与文化,理论与实践……杂文取材历史的范围从来没有这样宽广过,好像离开历史,杂文谈论的对象就没有着落似的。“野草派”历史题材杂文出现了如此丰富的创作实绩,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杂文的创作格调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直接诱因是当时文化政策的压制；第二,杂文家对现代杂文“曲笔”艺术手法的不懈追求；第三《野草》传播环境的公开化、社会化制约着杂文的创作形态；第四,“野草派”杂文家自身的历史文化素养。“野草派”历史题材杂文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继承和发展了以鲁迅为旗帜的现代杂文艺术,使得杂文这一“报刊文体”显示出历史厚重感而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性,深化了杂文的艺术蕴涵,拓展了杂文的批判视野,把现代杂文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构建提供了一种富有意味的范本。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杂文家以现实的体验和感受,对现存社会的关怀阐述历史。第二,杂文家主体意志向历史题材的渗透。结论简要阐述了《野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