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官萌芽于西汉时期,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沉淀,至唐、五代正式成为国家的典章制度,最终于宋代完成制度化。北方游牧民族无“赠官”之俗,部族首领死后不复追赠。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其立国之初未吸收和借鉴赠官制度。直至辽太宗会同初年,赠官才应时而生。辽朝的赠官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官民因生前达到一定的标准或因殁于王事等特殊原因获赠官爵（即自身卒殁赠官）;二是官员、后妃、高僧的父祖因后世子孙的显贵而推恩追赠官爵（即父祖赠官）。辽朝自身卒殁赠官的流变特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辽太宗至景宗时期,第二阶段为辽圣宗、兴宗时期,第三阶段为辽道宗、天祚时期。三个阶段的赠官类别、模式、品级、对象等层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辽朝官员的父祖赠官始于太宗会同年间,中后期趋于常制,其内容以东宫官、相衔官、使相为主,宰相群体可推恩追赠祖、父二代;皇后的父祖赠官至晚在景宗时期出现,圣宗时期出现妃一级的推恩赠父,道宗以后体系趋于完善,赠官内容以王爵为主,体现出对后族的格外礼遇;辽朝社会的佞佛之风兴盛,大德高僧的父母可推恩追赠官职、邑号。辽朝中后期的赠官主管机构应为枢密院下属的吏房,其中吏房承旨是具体的执行官员。辽朝的赠官程序大体上沿袭唐制,环节较为简化,赠官的效率提升。在赠官与赠谥的关系上,道宗以前官员赠官与赠谥间的关联较少,保持了五代时期二者相分离的趋势;道宗、天祚时期官员的赠官与赠谥均不同程度地学习北宋制度,二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辽朝赠官上承唐、五代,下启金朝,在赠官的类别、模式、机构和父祖赠官内容等方面影响着金初的赠官。此外,辽朝的赠官具有巩固统治、密切邦交的政治意义;辽朝中后期,赠官可以提升赙赠的等级,帮助逝者家属处理丧葬事宜,具有实际的经济意义;还具有激励人心、弘扬孝道的社会功能。辽朝赠官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晚期过度的追赠行为加速了辽朝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