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收益是指一个会计主体在某一会计期间，除与所有者进行交易以外的其他事项所产生的全部净资产的变动额。综合收益包括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是那些按照准则规定，没有计入当期损益而是计入当期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这些权益变动也属于利得或损失，按照传统收益确认原则没有确认为当期的损益，但这些利得或损失将会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和损益的确认均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综合收益的理念引入财务报告之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长期以来一直使用净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主要数据。随着综合收益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世界各国及国际会计准则逐渐开始使用综合收益报告来报告企业的业绩。虽然目前世界各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中对于企业综合收益的报告模式、内容构成的规定均有所不同，但使用综合收益替代净利润或者作为净利润的补充，以更加全面地反映企业业绩的理念已经成为被国际会计界普遍接受的惯例予以贯彻。由于相比较于传统的净利润指标，综合收益能够更加全面的反应企业的盈利能力。综合收益报告已被公认为是一种信息质量更高、更加全面的收益报告模式，并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逐步推广使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纷纷制定或修订财务报告准则，要求企业呈报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信息，以弥补传统收益报告只报告已确认在损益中的利润不报告确认在权益中的损益导致的收益信息不足，从而扩大了企业收益呈报的信息。1992年10月，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发布了FRS3《报告财务业绩》，要求企业编制《全部已确认利得与损失表》。该准则要求企业不仅在报告中列示已实现的净损益，同时也要求报告该期间内所有尚未实现的利得或损失。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的英国公司均按照FRS3的要求编制了《全部已确认利得与损失表》，该表作为损益表的补充，使得企业业绩报告的内容更加完整，更加全面。　　1997年6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了SFAS130《报告综合收益》准则公告。在SFAS130中，FASB明确提出了综合收益的概念，在企业综合收益的报告模式上，为企业提供了单表法（扩展的利润表）、两表法（利润表和综合收益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法等三种模式的选择。　　2007年9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了新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列报》(IASl)，正式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提出了综合收益及其报告的思想。2008年10月，为了和FASB进一步协调，IASB和FASB联合发布了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初步意见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财务报表列报尤其是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提出了新的模式。2011年6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协调， IASB发布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对IAS1进行了修订。同期，FASB也发布了《2011年第5号会计准则更新--综合收益(主题220):综合收益列报》（ASU No.2011-05）。FASB修订后的准则中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具体内容可以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列示的报告模式的选择。和IASB一样，修订后的准则虽然只允许企业在利润表列报其他综合收益，但都还是提供了一表法（扩展的利润表）或二表法（利润表和综合收益表）的选择权。而且，修订后的准则还要求企业连续列示"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项目构成，并要求列示"其他综合收益"到"损益"的重分类调整的具体信息。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也纷纷颁布了类似的规定。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一直紧随国际会计准则的步伐，并在2006的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已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性趋同改革的目标。在收益报告的改革中，也一直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变化形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稳步地推行了中国的综合收益报告的改革进程。在2006年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不同类别的资产和负债使用不同的计量模式，不仅给资产负债表带来深远影响，也给利润表的改革提出了挑战。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我国的会计准则在六大要素之外，首次提出了"利得"和"损失"的概念。"利得"和"损失"的概念区别于"收入"和"费用"，他们来源于企业非日常发生的并于投资者交易无关的业务和事项。这些"利得"或"损失"一部分直接计入当期利润，一部分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为在以后的财务报告准则中引入综合收益的概念提供了基础。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包括营业外收支、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等，这些已经包含在传统的利润表中;直接计入权益的利得或损失则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持有损益、长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确认的权益准备、现金套期确认的准备、外币报表的折算差额、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中确认的部分收益等，这些利得或损失因不满足收益确认的条件，或者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在原有的报表体系中反应为资产负债表的资本公积项目下，其实也是现在所说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内容。虽然在2006企业会计准则中，并未明确提出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也未在财务报告体系中明确要求披露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信息。但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中，明确要求企业披露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并在该表的第三部分列报"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这个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报"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的方式，其实也可以看做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最初期的报告模式。　　2009年6月，财政部发布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第3号》，从此我国开始正式提出了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并要求企业报告其他综合收益信息。按照解释公告3的规定，企业应在利润表的中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并在利润表附注中详细披露其他综合收益构成内容明细信息。这些会计信息在此之前仅仅被要求是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进行简单披露的。从此，可以认为中国有了自己的综合收益报告。　　作为反映企业业绩的重要信息之一，综合收益到底在我国的披露情况如何，综合收益的信息是不是具有准则制定者期待的信息含量，综合收益信息是否比净利润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它在签订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到底如何？本文以综合收益的概念、内容及理论基础为研究起点，分析了我国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披露情况，并对与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债务契约及薪酬契约的决策相关性有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09年和201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全面深入的分析比较了净利润、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和在签订契约中的决策有用性。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本文分别采用的收益模型和价格模型对净收益、综合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进行价值相关性的检验，并按照其他综合收益是否大于零为标准对其他综合收益进行了分组检验。为进一步考察其他综合收益的各个项目构成内容的信息含量，本文还对其他综合收益进行了分项测试。由于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综合收益在债务契约与薪酬契约的签订中的决策有用性的研究很少，为完善综合收益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本文也对此做了探索性的研究，检验了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与长期借款增加额及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关系。　　在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中，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下，虽然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均与股价及股票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与净利润相比，并未提供增量的信息，没有带来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在分组检验中，研究发现，其他综合收益为正值的样本组，其他综合收益与股价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负值组则相反。在分项检验中，研究发现只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里德和损失显示出了与股价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他各个项目的均与股价不相关。　　在检验综合收益的在债务契约和薪酬契约中的决策有用性方面，本文的研究发现，综合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与长期借款的增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与高管薪酬之间只存在极弱的相关关系。　　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我国引入综合收益的概念时间不长，要求披露综合收益信息的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缺乏完善的信息披露指引，导致部分企业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披露不够准确，损害了综合收益信息的质量;另一方面现行会计准则体系只要求企业在附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披露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这个做法本身会降低该信息的重要性程度;第三，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综合收益信息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投资者投资决策、债权人的债务契约签订和薪酬契约的签订仍然习惯于主要关注传统的净利润指标。　　基于以上的研究和分析，本文提出了应加快推进综合收益报告会计准则的制定工作、及时出台综合收益报告会计准则，完善综合收益的分类、确认、计量、报告等规则，使用一表式模式报告综合收益信息，进一步明确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应披露的内容和格式，并建议监管方对相关信息的披露质量加强监管等政策建议。　　由于本人的研究能力及数据条件所限，文章还存在有一些不足和可以后续研究的空间，例如综合收益报告准则的架构研究，综合收益报告准则与其他会计准则及其他制度的协调性研究，将来在出台综合收益报告准则后的经济后果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