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关系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工资收入又是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有利于激发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稳定劳资关系和确保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因此,对收入分配中的工资收入分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对中国存在的工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以及不同的企业所有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对于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将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表示为技能溢价,技能溢价作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方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尤其是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丰富,本文利用CHNS数据,从需求、供给和制度三个方面对我国的技能溢价成因进行了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便出现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技能溢价同时并存的现象,尤其是自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大学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并没有降低技能溢价,反而使之提高。而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给非农业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注入更多的非技能劳动力。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的特殊现象是,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供给同时增加,与之相伴的是技能溢价的上涨。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来我国的技能溢价变化与其他国家的变化有所不同,呈现出波动式上涨的情况;第二,从整个经济层面而言,我国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如果将整体经济部门划分为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和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进行分析的时候则会出现如下情况: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增加了该部门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则不会增加该部门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在我们国家,只有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存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例如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而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并不存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例如农、林、牧、渔业以及制造业等。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之后,我国的技能溢价并没有出现太大幅度的波动,因为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增加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些部门所需要的还是那些非技能劳动力,也就是说,非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均在增加,故而其工资水平不会大幅度的下跌,从而不会对技能溢价产生太大影响,而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的部门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会从一个方面增加他们的工资水平,对技能溢价的增加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发生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的时候,在短期内,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是不发生变化的,这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由于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从而会提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就是提高技能溢价。从长期来看,由于技术进步会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劳动力增长的速度,这就导致即使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增加,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也会上涨,从而提高技能溢价。也就是说,封闭经济条件下,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若不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的发生都会提高技能溢价。值得注意的是,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是通过其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而发生的,这种替代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于引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原先由非技能劳动力进行的工作现在被技能劳动力所替代,从而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另外一种则是那些由非技能劳动能力生产的产品被技能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所替代,其替代弹性越大,则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就越多,从而技能溢价上涨的越快。虽然h-o-s定理可以部分地解释发达国家出现的技能溢价现象,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技能溢价现象解释能力则相对弱很多。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各种贸易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偏向型技术变化和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产生影响因而影响其技能溢价水平,而不是单独对技能溢价产生影响。在贸易开放的情况下,冰山贸易成本的减少并不会对我国的技能溢价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目前已有的对于发达国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另外,进口资本设备的增加会提高我国的技能溢价,这是由于在我国,技能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以进口资本设备会增加该部门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整个经济体对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增加进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对技能溢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说明在我国,贸易开放程度的增加会影响技能溢价的;第四,高等教育扩招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劳动力市场信号效应。另外,增加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教育支出将会使得该部门技能劳动力增长速度加快。因此,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城镇部门的技能劳动力数量将会增加,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政府对农村部门教育支出的增加将会是一种帕累托改进。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扩招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是负向的,即便不控制其他变量,高等教育扩招对技能溢价的影响也不如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这说明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拉大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则对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产生影响。这从实证上印证了本文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技能溢价影响的作用机理。故而,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从而使得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第五,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不同技能劳动能力的工资水平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1997年,黑龙江省的技能劳动力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比例要高于非技能劳动力,而其他省份则表现出最低工资标准对技能劳动力的影响相对较弱的现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技能劳动力中受到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人数比例都要远远小于非技能劳动力;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对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工资都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因此,仅从分位数回归不能看出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对技能溢价产生何种影响;同时,本文使用准实验模型的did分析表明,在短时间内,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从上期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有利于减少我国的技能溢价水平,并且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首先,从已有研究技能溢价的文献来看,目前还未见到有文献从需求-供给-制度的角度综合分析我国技能溢价演变成因的,本文在需求-供给-制度的逻辑框架下分析我国技能溢价的演变成因弥补了这一缺陷。其次,在分析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存在性的时候,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非技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不是笼统地从整个经济体的层面或者从整个制造业层面进行分析,这无疑是研究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存在性检验的一个创新之处。第三,从已有文献研究发现,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大学生扩招对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的影响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献不是很多,因为这一现象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国内目前有很多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收入的角度而非工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另外,很少有学者将高等教育扩招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工资的影响相结合进行分析,因而这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创新;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目前国内已有的针对不同群体间工资差异的研究主要从不同性别、所在企业的不同性质以及不同户籍等方面进行的,而且研究的方法大多是用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本文在分析制度因素对技能溢价影响的时候,不仅仅使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分析,同时使用了模拟did进行分析,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三是理论应用的创新。本文尝试着运用基础理论分析解释偏向型技术变化、国际贸易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本文拓展了传统的H-O-S模型,将之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并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这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尚未有过。本研究今后要继续拓展的领域是,深化技能溢价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