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份子,其文学关切理应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之内,提出的文学理念同样应被当做文学因子引起重视。本文以唐初史家为观照对象,从史家立场出发,通过掌握唐前文学理论家的救弊举措,了解史家的文学活动及其多重意义,分析唐初史家的文学理念,寻求以唐诗为代表的唐型文学成因的理论根由,旨在打通学术史与文学史。史家以自身文学实践为基础,以史书撰述为途径,融汇前代文学有益因素,充分考虑文风文运,针对六朝浮糜文风提出补救措施,以此为基,为唐初文学走向提出可行的看法和见解。刘知几作为践行史家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明确“史家之文学观”对研究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再次证明史家文学观应为文学研究者关注。文章内容主要包括六个部分:引言:阐明本论题的研究价值及研究思路。第一章:史家的文运关切与责任担当。史官记录历史,其中包含了对文学的记载和传承,也间接反映了史官的文学态度。自范晔《后汉书》设立《文苑传》至唐初,前代或本朝的文学都以史传的形式记录下来。唐前有史学素养的裴子野、苏绰、李谔、王通对六朝文风的态度基本一致,大多要求文学发展应当规复古代传统,遵崇儒家思想,后人普遍认为这种观点带有偏激性和片面性,但考察其提出的政治文化背景,可知史官的文学担当使然。出于对文运的考量以及史官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无法坐视不管,以激烈态度扭转文风,为唐初史家提供借鉴。第二章:唐初文学格局。齐梁文风浮靡绮艳,盛唐文风则健康雅正,唐初文学既是二者的过渡桥梁,也是连结二者的重要纽带。因此,了解唐初文学的存在形态,对于掌握唐初文学嬗变演进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唐初修史活动的完备和史官制度的完善,为史家文学观的提出提供保障和有效支撑。同时,史家的文学观并非产生于一朝一夕,唐前文论家针对齐梁文学也有过救弊举措,这些措施对唐初史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扬弃,借鉴其有用成分,使文学重新回到既定轨道之上。因此,唐初史家针对当时的这种文学面貌,通过以史传文的形式,表明其文学观。第三章:唐初史家的文学素养与文学实践。弘文馆为史家实施救弊举措提供了平台,借助于此,史家的文学实践得以施展。此外,史家自身也有文学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虽然存诗较少,但其参与文学创作的这一事实,使得史家能够结合实际,从自身实践体验,对文学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唐初史家还参与了类书的编纂,对前代文章典语的辑录也折射出其文学观是宏阔宽泛、兼收并蓄的,身兼谏臣一职也对他们提出救弊措施有直接的助推作用,对当时文风有一定的积极导向作用。第四章:唐初史家的文学史理念。唐初史家以前人的文学理论为铺垫,在其基础上进行整合和革新,针对南北之差异,接受文学的复杂多变,以宏通平允的态度,提出通识、通达、通变的救弊策略,引导文学发展趋向,匡救文弊,旨在规复文学传统,并作用于文运。虽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但对盛唐诗歌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五章:唐初史家的集成表述——刘知几的文学史观。刘知几总结史家之文学观,提出融通平允的文史观,秉持求真致用的文史精神,以史论形式,不仅对唐以前史著优劣作了全面客观的评论,对史官建置、史籍体例、史撰方法史传原则、史家修养,史学功用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认识,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其能有意识地继承唐初史家文学观,成为史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践行者,这也再一次证明了唐初史家文学理念的可行性。通过对上述的方面的梳理和分析,明确唐初史家的文学观,并以刘知几的实践证明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确立了史家之文学观在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