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六十年前，同样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却并未实现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初衷，尤其是在 1958 年到 1962年，农村经历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采取了不切实际的社队规模。1958 年，人民公社一建立，就采取了庞大的社队规模，将此前高级社的规模放大了30倍。领导者期望通过“大公社”来实现农业的大发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人民公社内部管理问题反而影响了农业生产。党中央领导人及时地发现了问题，并在当年11月开始了调整工作。但好景不长，随着庐山会议的召开，社队规模再次被扩大，农村爆发严重的农业危机。到了1961年，在领导人意识到了社队规模的问题后，开始大幅划小的工作。最终到1962年，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缩小到20-30户，使得农业生产恢复了正常。因此，本文将对从人民公社成立到农业“六十条”实施的对这段时间内人民公社及生产队规模调整的背景、过程和影响进行全面考察，并运用相关理论来解释社队规模调整的经济学动因，为当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提供经验与教训。
　　全文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简要说明论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介绍了文献综述和主要研究内容，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理论介绍，简单介绍了本文要运用的两个理论工具，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第三部分是历史过程描述，论述了1958-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社队规模调整的历史过程。从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到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经历了四个阶段，从盲目求大，到短暂而微小的调整，再到极度庞大，最后彻底划小。期间，农村经济经历了沉重的打击，农业生产持续下降，农民生活水平极差。最后通过社队规模调整，并确立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才使得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农村经济开始稳定。第四部分是理论分析，通过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分析社队规模调整背后的经济学动因。通过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证明了只有划小社队规模，才能提高监督和工作的积极性；而从交易费用理论中，可以看到“大公社”体制产生了巨大的交易费用，因此，需要通过调整社队规模来降低交易费用。第五部分是全文总结与启示，首先是对全文的总结，指出社队规模的过大导致了农业生产效率下降，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但同时提出，社队规模调整未突破人民公社的制度框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农业生产效率依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