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一些污染群体性事件相继爆发,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居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伴随着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对生产、生活的破坏性越来越严重,政府与公众环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加强环境规制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经济、改善人居环境的普遍选择。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8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空间自相关、冷热点、趋势面等方法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空演变特征。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提出环境规制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得出以下结论:(1)2003-2015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各类污染治理投资额持续增加,环境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环保机构建设逐渐制度化、规范化,环保专业人才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环保法制体系日益完善,公众表达环保诉求和环保理念的渠道日益多元化。环境规制强度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效应”。Moran’s I指数由0.0981下降到0.0916,表明各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效应,但空间依赖性有所减弱。冷点区数量由148个减少到68个,热点区数量由17个增加64个,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周边地区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增强。(2)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持续上升,并在2012年完成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模式过渡(三次产业比例分别为9.42%、45.27%、45.31%)。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呈现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合理化受区域异质性影响显著,在空间上呈现不均匀和不均衡的分布特征;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东中西三级阶梯递减的动态分布态势,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结构高级化存在下降趋势。(3)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呈现“U”型曲线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U”型曲线左半边时,此时规制强度较弱,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负向抑制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U”型曲线右半边时,即当规制强度跨过一定门槛值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正向促进效应。(4)纳入空间关联因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统计上未通过检验。空间分解效应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正,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及总效应不显著。(5)依据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中国地级市环境规制基于社会需求、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中间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角度看,中国地级市环境规制的实施基于社会需求中间变量未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基于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6)环境规制作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手段之一,对于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环境规制体系存在着环保投资比重较小、环保立法力度薄弱、公众参与环保行为较为缺乏、区域之间差距明显等问题,因此需要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实施联防联控机制,推进区域协同合作,转变产业结构政策,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等措施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具有以下创新点:一方面以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地理学“过程+格局”视角探索地级市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空演变特征;另一方面运用面板计量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差异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对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