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元经济条件下，本文从二元财政这个新视角出发，运用一个指标、一个论断和两个模型，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加速二元财政演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传统的研究不外乎从三个角度切入：财政总支出、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分权，而本文则另辟蹊径，选择了二元财政视角。在二元经济结构中，把财政划分为农业财政与非农业财政，因此，这个视角与二元经济有着与生俱来的内在一致性。显然，从这个视角出发，尤为适合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 在定性界定二元财政的基础之上，本文构造了一个测度指标：二元财政对比度，以此来对二元财政进行定量分析，从数量上确定其存在性，揭示其内涵，刻画其历史和现状。二元财政对比度，被定义为农业财政投入力度与非农业财政投入力度之比，其含义是农业部门每百分之一的产值所耗费的财政支出，是非农业部门每百分之一的产值所耗费的财政支出的几分之几。这个指标，既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内部构成，又兼顾了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变化，因此，它的内涵是与二元经济发展息息相通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二元财政对比度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产值结构变动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前者是经济发展的自发结果，而后者却是财政决策的人为产物，因此，在二元经济转换中，除了依靠经济发展的自发力量来推动二元财政演化之外，还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政策，来实现这个目标。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的二元财政特征明显，其演化水平较低，但是，它的总体状况正在渐趋改善。虽然如此，这并不否定加速二元财政演化的必要性。 “二元财政内生于二元经济，又反作用于二元经济”这个论断，以极其简洁的形式，描述了二元财政与二元经济的辩证关系。二元财政内生于二元经济，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二元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这直接导致了二元财政的产生。其次，在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方面，与农业部门相比，非农业部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为了获得更高的政策收益率，决策者理应让财政政策向非农业部门倾斜。最后，在对公共资源的竞争中，农业部门的组织形式，常常使其处于不利地位，受制于人。虽然二元财政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它对二元经济的反作用，不容忽视。二元财政的持续存在，会妨碍财政政策各项功能的正常发挥，使得它所追求的各项目标不能顺利实现，从而在无形中进一步拉大两大部门的差距。因此，从这个辩证关系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二元经济中，加速二元财政演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由于二元财政迥异于一元财政，本文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乘数模型，用来描述二元财政演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在二元经济中，由于城乡收入差别的介入，两大部门的乘数不但存在差异，而且总乘数也不同于一元经济条件下的。在一个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模型中，如果引入收入分配因素，可以推导出，在总乘数与两大部门的乘数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两大部门的乘数与总乘数之间呈正相关，而收入分配与总乘数之间关系则不确定，要取决于两大部门的乘数效应比较，即改善收入分配是否能够提高公共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还需视两大部门对公共资本的利用效率而定。最后，计量分析部分地证实了模型结论。 在一个包含二元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结论显示，加速二元财政演化，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二元财政演化发挥其经济增长效应，要取决于两类资本在各自部门里的生产效率。这意味着，加速二元财政演化，不仅涉及到财政支出的结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各个部门对公共资本的利用效率。其次，二元财政演化发挥其增长效应，还与两类公共品的替代弹性紧密相关。最后，二元财政演化发挥它的经济增长效应，与财政支出的自身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却与产值结构的变动无关。模型的这些结论，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二元财政演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因此，简单地认为只要加速二元财政演化，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是需要反复推敲的；(二)在显示经济增长具有可控性的同时，本模型还为运用计量分析，来评价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判断标准：如果二元财政演化的增长效应为正，则意味着，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实现了预期的政策目标；反之则反是。 对于增长模型的结论，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双变量的协整检验中，还是在多变量的协整检验中，二元财政演化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同时，就农业财政的支出结构而言，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农业基建支出和农村救济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财政支农支出则发挥了反方向的阻碍作用。显然，从二元财政的视角来看，在过去五十余年里，中国所实施的财政政策是成功的，发挥了预期的增长效应。这也意味着，在加速二元财政演化的同时，如果能够适度调整二元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二元财政演化的增长效应，就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总之，本文选择了二元财政视角，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研究了中国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得出了一系列政策含义丰富的结论，实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