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中国形象演变史中,十七世纪是一个转折的时期,至此,欧洲对于中国的向往与仰慕在耶稣会士的报告中达到顶峰,中国呈现为“中华大帝国”形象,此后中国逐渐遭到贬斥,被认为是“停滞的帝国”。1644年中国明朝灭亡,满族人建立了新的朝代,这一历史大事件经传教士报道后在欧洲产生影响,文学上这种影响体现为欧洲出现一批以中国为题材,尤其是“鞑靼征服中国”的历史情节为主题的戏剧和小说,其中小说以德国巴洛克小说为典型。与当时绝大多数的欧洲人相同,这几部小说的作者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来自传教士的报告,从信息来源的角度来说,作者对于中国的看法将难以避免地带有宗教色彩,而传教活动本身又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一部分,因此,十七世纪以中国为主题的德国巴洛克小说本质上可以说是殖民扩张和宗教传播在文学上产生影响的结果。在十七世纪德国巴洛克小说中,中国首先是用于展现欧洲骑士精神的东方舞台。德国长篇小说在十七世纪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体例到内容模式都崇尚外国传统,尤其是宫廷历史小说,具有典型欧洲骑士文学的特点,首先是欧洲传统的故事情节。在小说中,所有国家大事都与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相交织,古希腊戏剧中无可抵抗的命运感常常在作品中得到体现,主人公往往是一位流落在外的贵族,故事讲述的既是主人公寻求身份的过程也是寻求爱情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是充满坎坷与磨难的。小说的篇幅都十分宏大,叙述模式较为复杂,情节往往采取倒叙的方式通过主人公讲述回忆的方式进行展开,在此过程中随时插入与主线情节无关的支线故事、历史科普等,结构冗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难以脱离模式化的特点,所有主人公都是完美的英雄和骑士形象,与此相对的是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而所有公主都是美丽、善良甚至是软弱的,遇难的公主只能等待骑士的拯救。1644年的“鞑靼征服中国”事件通过传教士的报道传到欧洲,受此影响,欧洲文学中出现中国人物和中国的历史。不过,这些人物更像是有着中国名字的欧洲人,而这些历史事件也被用来讲述欧洲的爱情或宗教故事。中国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得到演绎和再现,中国的文化因素通过虚构和想象在小说中被重组。其次,中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度,是位于东方的世外桃源,但因为信仰异教而笼罩于黑暗中。在古代,中国对于欧洲而言是一个生产丝绸、茶叶和瓷器的远方。中世纪时期,随着蒙古骑兵势起,关于东方游记的诞生,北方鞑靼的强大和南方契丹的富庶逐渐深入人心。十六世纪以来,“中华大帝国”形象逐渐形成,和平富饶的中国形象也体现在十七世纪的德国小说中,如《痴儿西木传》中用中国比喻和形容瑞士的和平景象,在《阿尔米尼乌斯》中对中国南方的繁华景象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但此时的欧洲对于中国的了解始终带有厚重的宗教滤镜,在这层滤镜下,中国的宗教在文学作品中被描述为一种可笑的、荒谬的骗术,中国人因为信仰这种宗教而处于黑暗的危险境地,希望的曙光来自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真正的宗教——基督教。在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中,汤若望成为清朝开国皇帝顺治的忏悔神父,他时常与顺治探讨宗教,向顺治普及中国各省的情况。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顺治建立清朝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一个基督教的帝国。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的出土证明了中国自古就有基督教的传统。南明小朝廷中皈依天主教的皇后与皇子被移植到顺治的朝代,至此,中国有了信仰天主教的君主、皇后与皇子。中国完成了基督化。其实,将中国基督化只是将世界基督化计划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宗教都在欧洲的对外扩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意志背负着神圣帝国的使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起以德意志为核心的基督教帝国也是其最为宏大的理想,这种理想在《痴儿西木传》中借由疯人朱庇特“德国英雄统一世界”的计划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