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作为解决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的一种有效激励方式,其对于提高西方国家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然而,以安然、世界通信为代表的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的曝光,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股权激励的效果。西方国家实施股权激励的实践证明:股权激励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则会起到长期激励的积极作用,如果运用不当也会带来新的道德风险,如高管人员粉饰财务报表、虚构利润及虚假陈述等信息操纵行为,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在中国,近年来运用股权激励来激励企业经理人员,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政策取向。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落幕,经营者股权激励的相关措施陆续成形,股权激励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大规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之际,有必要客观地认识股权激励的效果。当前,探讨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高管人员的信息操纵问题并对症下药,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都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作者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已实施或拟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实施恰当的股权激励计划和监管部门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有益的思路。当前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上推导分析股权激励条件下高管人员信息操纵问题的文献研究并不充分,研究如何阻止股权激励所引致的经营者信息操纵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而且仅有的理论研究文献也多从静态的角度、并且在博弈的参与人为完全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研究推导。与既有的研究不同,作者以股权激励实施条件下经营者信息操纵的形成机理为研究主线,在学习、总结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研究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果。全文共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提出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体系结构;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为后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铺垫和分析前提。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及文献回顾。本部分首先对股权激励的主要理论基础—代理理论、剩余索取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以加强对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必要性的理解;然后分别简要介绍了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信息操纵的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为本文后续的研究提供研究基础和背景资料;最后分析评述了股权激励与信息披露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第三部分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信息操纵现状分析。本部分分别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操纵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后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作了现实背景铺垫。第四部分为股权激励实施中经营者信息操纵的静态博弈分析。本部分首先扩展了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将监控变量内生化,建立一个包括信息操纵的股权激励模型。由此来分析股权激励实施条件下,各因素对股权激励及信息操纵的影响。第五部分为股权激励实施中经营者信息操纵的动态演化博弈分析。本部分在股东与经理仅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来分析股权激励实施中经营者信息操纵的动态形成机理,为更好地规避股权激励所引致的经营者信息操纵问题提供理论参考。第六部分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经营者信息操纵关系的实证研究。本部分采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首先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舞弊的关系来实证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最后部分为结论。本部分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最后对论文的研究局限性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扩展了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将监控变量内生化,建立了一个包括信息操纵与监控的股权激励模型来分析股权激励、监控与信息操纵之间的关系。本模型的研究结果可为在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强,且监控机制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提供理论参考。②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从动态的角度考察股权激励实施中经营者信息操纵的形成机理。已有的研究都是在股东与经理为完全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推导分析。事实上,股东与经理通常仅具有有限理性,因此,通过研究有限理性条件下,股权激励实施中经营者信息操纵策略的动态形成机理,研究前提更接近实际情况,结论也更有用。③以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信息操纵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回答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是降低了经营者信息披露的代理成本,还是导致经营者操纵信息,增加了信息披露的代理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