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顾问业是成熟证券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近年来投资顾问侵害我国证券市场交易秩序,损害广大投资者权益的事件频发,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制与监管效果不佳,规制体系有待完善。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从信义义务角度出发对投资顾问行业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提出投资顾问作为为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主体,应明确其内涵及业务性质,无论其是否从事个性化或非个性化的投资咨询服务,都应认定其为投资顾问,以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信义义务视角下投资顾问与投资者的关系如何,要求投资顾问特别是智能投顾作为新形式的受信人,应当以忠实、勤勉的态度向投资者提供更具合理公正的投资咨询服务。鉴于此,本文提出对投资顾问信义义务法律规制的实现路径为:应完善信义义务相关立法,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明确信义义务的具体要求,在制度上保证投资顾问信义义务规制的可行性;并积极跟进投资者适当性分析、投资顾问资质评估、投资者信息保护等配套制度,构建信义义务违反防范制度体系;最后认为可借鉴商业判断规则的免责条款,以促使信义义务追责更为高效合理。结构如下:第一部分通过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反应出现阶段我国对投资顾问业的监管及规范不足,并列举案例中存在的争议焦点。第二部分对第一部分案例中的争议问题进行法理分析。以美国Lowe v.SEC案为借鉴,探讨个性化、非个性化服务对界定投资顾问的作用。并对信义义务的基础信义关系及投资顾问信义义务的内涵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探讨了智能投顾背景下的信义义务。分析了智能投顾的性质、差异,对于传统信义义务的挑战。由此重新审视智能投顾背景下的信义义务的内涵,并借鉴美国智能投顾的规范经验,为后文做铺垫。第四部分对我国投资顾问信义义务的法律规制及实现路径提出建议,并借鉴运用于公司治理中商业判断规则的经验,作为投资顾问信义义务追责与免责的新思维模式。为投资顾问规制体系的建立开辟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