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学者将我国出口产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技术含量测度,大多得出我国主要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结论。但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由加工贸易或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的,这就必然使得我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出口品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上存在很大差异。此前研究中国出口品技术附加值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于各技术层面上的实际竞争力和出口技术结构,所以此文试图从分类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以期更好呈现中国出口技术结构,促进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品技术附加值的提升和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Lall(2000)技术分类、Balassa(1965)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及樊纲(2006)技术附加值(Sophistication)测算方法,本文利用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与HS六位数,同时鉴于数据的难获得性,首先对比研究了2000年至2006年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结构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研究发现本土企业以出口低技术产品为主并具有强的竞争力优势,出口结构没发生显著性优化,外资企业以出口低、高技术为主,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优势,出口结构发生显著性优化；其次对比研究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品技术附加值的差异,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出口品技术附加值大于本土企业的技术附加值,两者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差距呈拉大趋势。进一步,就东部、中部、西部及其各省份的出口品技术附加值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对于中国出口品技术附加值的影响因素从理论和实证检验两层面进行分析,研发发现,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基础设施、进口贸易、FDI及金融发展与出口产品技术附加值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能够通过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来促进一国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与自然资源呈负相关关系,表明自然资源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但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削弱“资源诅咒”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