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瀓是我国现代佛学研究的巨匠,他提出的“性寂”与“性觉”,在现代中国佛学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印度佛学的特点是“性寂”,而中国佛学的特点是“性觉”。笔者认为,“性觉”这一概念的全貌是吕瀓对《大乘起信论》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吕瀓通过批判《大乘起信论》中的核心思想：如来藏思想,认为《起信论》将如来藏与阿赖耶识分开,又等同于真如,并且在缘起中作为发生学意义上的直接因,使得如来藏(真如)具有一切功德与觉性,即“性觉”,这就违背了印度佛学的核心思想。印度佛学是以“性寂”为理论核心,“转依”为实践行为,在社会的层面上是积极主动转变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起信论》将佛学改造后,在理论上以“性觉”为核心,以“返本”为实践行为,在社会层面上更是承认一切现成,产生了消极适应的态度。吕瀓以“性觉”批判中国佛教,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主流佛教禅宗、天台宗、华严华皆在批判的范围之内,因此,自吕瀓提出这一概念至今,中国佛学者们做出积极的回应,有赞同也有反驳,赞同者在论述中国佛教时往往沿用了吕瀓“性觉”的概念。反驳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去回应吕瀓,或者从历史的角度再次对《起信论》进行考证,或者从义理上证明《起信论》的思想并非“性觉”,或者从文本的翻译上再次研究《楞伽经》与《起信论》之间的关系等,试图推翻吕瀓的结论,以化解吕瀓所带来的时代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吕瀓对《大乘起信论》的批判来明确“性觉”的定义,再研究吕瀓在运用“性觉”概念批判中国佛教时的具体范围,以说明吕瀓提出的“性觉”说并不能涵盖中国佛教,其具体的范围只是中国佛教的一部分,并结合当代最新的研究,找出吕瀓对《起信论》批判的关键点,回应这一时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