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传播学者E.M．罗杰斯所说，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作为多伦多学派的创始人，更是媒介环境学派重要的思想奠基人，他的历史地位在时光长河中几经起落。而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媒介影响无远弗届的今天，人的意识几乎和传播媒介同时存在。因此，以媒介技术为切入视角、以社会关怀为理论底色的英尼斯传播思想的地位随着时间发展逐步上升，得到了国内外学者普遍的关注。但相较于其著名的“帝国论”与“偏向论”，英尼斯深刻的传播批判思想则缺乏应有的理论观照，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首先，英尼斯的传播批判思想的主体构成可划分为：对知识垄断的质疑、对美国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以及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忧虑三大板块。在知识垄断质疑中英尼斯考察了文明发展史中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关系，对知识的垄断和机械化、大学思想地位丧失等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在媒介帝国主义批评中，英尼斯以报纸、广播为例，揭露了美国媒介帝国主义扩张的本质和内在成因；在西方文明危机的忧虑里，英尼斯面对现代社会偏向的失衡，社会问题的频发，呼唤重拾古希腊“万物勿过”的状态，号召人文主义的回归，为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其次，在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上，英尼斯的成长经历与求学之路激发了他对于经济与传播的兴趣，20世纪文明研究的浪潮启发了英尼斯走上研究道路。在理论渊源上，凡勃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关键概念上对英尼斯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库利和帕克在传播的社会地位、泛媒介论及其功能、传播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奠定了英尼斯传播思想的基础，芒福德的技术分期与对文明失衡的忧虑成为了英尼斯人文主义关怀的主要养料之一。
　　最后，将英尼斯的传播批判思想放到历史的坐标上进行反思，他继承了芝加哥学派对传播社会价值的认可，传播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等观念，但同时又站在加拿大的立场，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超越。英尼斯的传播批判思想，对当代传播界，尤其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且对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宏观上，能让人们警惕数字资主义时代的霸权，在微观上，能防止意义的让位与焦虑的泛滥。当然，英尼斯的传播思想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思想的内部断裂与观点模糊、较为显著的民族主义倾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