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1932-)是德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因其最早将社会科学领域的冲突理论、批判理论正式引入到政治教育领域而具有显赫的历史地位,其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哲学思想对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与政治教育经历了协同演化的过程。从作为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对联邦德国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要影响的赫尔曼·基泽克入手开展研究,既能加深对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历史的认识,也能深化对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与政治教育相互作用、协同演化过程的认识。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文献记录、诠释学、内容分析、历史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沿着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变迁史,政治教育学术史,赫尔曼·基泽克生平与思想史三条主线,着重对赫尔曼·基泽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哲学思想开展研究,以此斑窥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与政治教育的协同演化过程,把握赫尔曼·基泽克的政治教育思想与联邦德国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教育学术史、政治文化变迁史之间的关系,力图揭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教育转型的相互作用及其机理。除此之外,从理论价值来看,开展赫尔曼·基泽克政治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可以解读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解析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学术史,分析联邦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的特征,揭示其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而弥补国内学术界对德国政治教育研究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比较政治教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实践价值来看,通过对赫尔曼·基泽克政治教育思想的批判研究,可以追溯联邦德国20世纪50-90年代的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思想和经验。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本文除前言外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对赫尔曼·基泽克生平及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阐述。德国传统保守型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具有面对冲突无能为力、民众对政治普遍冷漠与疏离、国家中央权力至上的特点,这些因素也给二战后新生的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发展带来诸多影响,20世纪50至60年代政治文化与政治教育的保守性特征仍极为显著。赫尔曼·基泽克的学习生涯就处在这一时期,20世纪60年代他吸收了弗里德里希·欧廷格政治教育合作理论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核心思想,将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引入到政治教育领域,创建了以“冲突分析”为主要特征、以培养学生分析和参与能力为目的的政治教育冲突理论。20世纪70年代,经过学生运动的洗礼和哈贝马斯“理性批判”思想的影响,赫尔曼·基泽克丰富并完善了其政治教育理论,提出了以社会批判为基础,旨在培养具有独立自主批判和反思能力、成熟的、解放的学习者,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教育批判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由传统权威社会转变为消费休闲社会,教育学术界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赫尔曼·基泽克便大胆的提出了“教育的终结”这一论点。赫尔曼·基泽克不同时期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哲学思想的转变实则是对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遇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挑战与危机的一种思想回应。第二章对赫尔曼·基泽克教育思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教育、成熟、学习、教养和解放等概念在赫尔曼·基泽克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哲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赫尔曼·基泽克将教育看做是存在于“历史—社会—生活”领域的复杂集合体,既是人类获取知识、解决问题、促进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基本事实,也是统治集团为维护权力关系的延续而进行的文化传播,还是大众生活领域沟通的术语媒介。而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成个体的成熟,也即教育就是在现有社会条件下不断发现、揭示公民教育与个体成熟教育之间的差距,并进一步使之民主化的过程。达到这一过程需要通过“解放型学习”,解放同时是政治和教育学运用不同手段所奋力追求的目标。换句话说,解放是一种学习过程；而成熟是通过动态解放一步一步达到的。赫尔曼·基泽克的政治教育思想是围绕着教育、成熟和解放等基本概念展开的,而他的教育哲学思想是围绕着学习和教养展开的。深刻理解这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能深入解读赫尔曼·基泽克的思想和理论价值。第三章对赫尔曼·基泽克的政治教育冲突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20世纪60年代,民主化进程使得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兴趣有所增强,对历史的反思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反叛的一代”,越来越不满父辈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和战后对历史的消极态度,并引发了严重的代际冲突,而且这种冲突逐渐从家庭延伸到社会。随后到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冲突。此时联邦德国的政治教育正面临一场空前的危机,也即怎样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冲突,如何引导民众合法、有序、理性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5年,赫尔曼·基泽克认为解决现有政治教育的危机的出路是将“扩大政治参与”作为政治教育的目标,并首次推出了通过冲突分析,结合系统知识和技能训练促进学生政治参与的政治教育教学法,提出了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设计思路和教学阶段的划分方法,同时他把政治教育的内容或过程,分划为四个相关联、递进的层次：教育知识层面、导向知识层面、政治行为层面与行动知识层面。在学生掌握以上四个层面的基础知识后,对个人和社会冲突的讨论不能脱离指定的11个基本范畴,这样才能保障学生在“秩序”的前提下开展冲突分析,训练独立自主的参与政治生活和做出自我政治判断的能力。赫尔曼·基泽克的政治教育冲突理论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是在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全面批判和修正结构功能主义的大背景下,并结合德国社会实际,在继承和创新传统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重大的理论创建。第四章对赫尔曼·基泽克的政治教育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1967年,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学生将反权威、反压迫、追求批判和解放作为运动的主要目的,批判教育学得到了极大发展。这给当时的政治教育带来了重大影响：冲突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人的解放倍受重视、政治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意义备受观照等。政治教育发生的改变深深触动了赫尔曼·基泽克,他吸收了哈贝马斯批判的政治观,调整了他的冲突政治教育教学法,试图限制教育的过度政治化,主张在兼顾批判和反思的同时,强调以解放为宗旨的政治教育。1972年,赫尔曼·基泽克提出了以《基本法》为出发点的政治教育批判理论,他将“共同决定”作为政治教育的最高目标,学生运用基础知识开展的冲突分析、在整体社会系统中的训练、历史意识的训练、咨询和传播技能的训练以及实际行动的训练都是为了达成“共同决定”。同时,赫尔曼·基泽克在理论中加入了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意识,他认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培养学生自我认知、判断和行动的政治意识,并能采取实际行动使社会朝着解放的方向改变。赫尔曼·基泽克希望社会的变革带来个性解放,他试图区分并尝试界定政治的解放和教育的解放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他看来,政治教育的开展以解放为前提,又以解放为发展方向。第五章对赫尔曼·基泽克政治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教育的终结”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社会休闲和消费等后现代特征日臻显著,德国教育界也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教育目标的规范性与教育实践中极力强调个性和差异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并越来越受到关注,学术界对此展开了讨论。赫尔曼·基泽克也注意到这一问题,1985年他出版了《教育的终结》一书,详尽表达自己的思想转变,提出了“教育已经终结”的观点。在他的观点中,教育的终结其实质特指传统的教育关系的终结,即传统教育的终结。也自此开始,赫尔曼·基泽克研究的兴趣开始从政治教育转移到一般教育上,他不再坚持通过政治参与进行社会变革的立场,并修正了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教育批判理论,将关注点放在了教育中人的“自我认同”问题。赫尔曼·基泽克用“未来的消逝、社会的教育化、教育学成为社会化科学、世代关系的消解”等概念来阐释他的“教育的终结”思想,并给出了解决传统教育关系终结的办法,也即用陶冶取代教育。第六章对赫尔曼·基泽克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再认识,涉及的内容包括赫尔曼·基泽克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论特征和思想风格、赫尔曼·基泽克教育思想的启示以及对赫尔曼·基泽克教育思想的辩证批判和借鉴。笔者认为,赫尔曼·基泽克不仅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学家,一个时代的政治教育学家,还是一个德国本土的政治教育学家。这几个特性决定了赫尔曼·基泽克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阶级特征)、时代特征和本土特征,而这三个特征又统一于德国的国情,也即德国是一个走现代化“特殊发展道路”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赫尔曼·基泽克的政治教育冲突理论、政治教育批判理论和教育的终结思想都包含了批判的锋芒,都是在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特定时期,在政治教育、教育面临困境与危机的情况下,他本人所作出的思想响应,也都反映了赫尔曼·基泽克作为资产阶级的、时代的、民族的政治教育学家的杰出代表的特征和局限性。在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及政治教育的变迁和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纵观赫尔曼·基泽克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能够在认识和观念上获得诸多启示,如联邦德国重视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建设；实现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须重视其价值取向以及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和实践；以《基本法》为基础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除此之外,赫尔曼·基泽克政治教育的冲突教学法亦能够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以借鉴意义。